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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丛】中国的芯片战争战略已定,美国亦应如此 - 议报 来源:国家利益(nationalinterest.org) 2025年12月19日 作者:Jianli Yang(杨建利) 图片:Algi Febri Sugita/shutterstock 译者:Fred 中国的芯片战略专注于自力更生。美国应该重新考虑允许英伟达出口H200芯片的决定,并实施全面出口禁令。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最近宣布允许英伟达向中国出口其高端H200芯片,引发了新一轮关于此举对国家安全以及与中国竞争并赢得人工智能(AI)竞赛的整体战略影响的激烈辩论。这场争论似曾相识,几乎已成惯例。支持者警告说,限制出口会损害美国公司,并加速中国的国内替代进程;批评者则认为,任何放松管制都会增强中国的AI能力,并削弱美国的科技领先地位。 然而,这场辩论引人注目之处不在于其激烈程度,而在于其过时的前提。双方的核心假设——即美国出口管制能够切实影响中国的战略走向——已经越来越脱离现实。H200的决定固然有一定影响,但中国政策的整体方向不再取决于华盛顿是收紧还是放松限制。这场辩论仍在继续,但其背后的战略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 DeepSeek事件后的讽刺:从谴责美国管制到瞄准英伟达 讽刺的是,这一切始于今年年初,就在中国“DeepSeek时刻”之后不久,当时中国人工智能开发者公开表达了对自身大型模型能力的日益增长的信心。多年来,北京一直强烈谴责美国的芯片出口管制,而中国企业和政府机构则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寻求英伟达最先进的芯片。然而,几乎与此同时,中国开始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北京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这些行动看起来很像是试图对英伟达施加自己的限制,理由是国家安全担忧,并以涉嫌违反中国反垄断法为由对该公司展开调查。中国监管机构指控英伟达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未能履行与此前收购相关的承诺,这为罚款和监管压力打开了大门。 这种明显的矛盾——一边谴责美国的限制,一边加强对英伟达的审查——揭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中国关注的不再仅仅是能否获得美国芯片,而是对美国芯片的依赖所带来的政治、战略和安全影响。 H200遭遇冷遇:紧急磋商而非庆祝 中国并未对美国解除H200芯片出口禁令的决定表现出兴奋,甚至没有公开表示欢迎。这一点值得关注。H200是英伟达性能第二强的AI芯片,仅次于Blackwell系列,美国国内的批评人士认为,允许其出口可能会显著推动中国的AI发展。 中国非但没有表现出公开的热情,反而召集了阿里巴巴、字节跳动、腾讯和其他主要科技公司的代表举行了一系列紧急会议。会议要求这些公司评估自身对H200芯片的需求——目前中国还没有真正能够替代H200的国产芯片。官员们明确表示,政府将在宣布任何决定之前审查这些评估结果。 仅凭这一回应就表明,北京并不将H200问题视为商业问题,而是一个战略问题。 决策者的两难困境:今天的实力与未来的主权 这些会议凸显了中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核心困境。一方面,中国迫切需要先进的计算能力来训练前沿人工智能模型、扩大推理能力,并在其视为决定国家实力的竞争中保持领先势头。另一方面,对美国芯片的依赖造成了脆弱性,而北京现在越来越无法容忍这种脆弱性。 这种困境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更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一个将技术自主视为民族复兴支柱的国家,无法接受其最先进的产业依赖于可能被其他国家政府限制、监控或随时切断的投入。 人工智能竞赛:主权问题 美国和中国正展开激烈的人工智能竞赛,双方都认为这场竞赛的结果不仅将影响国家安全,还将塑造未来的国际秩序。对中国而言,美国反复实施出口管制和技术封锁的经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北京从中吸取了一个明确的教训:依赖是危险的。 因此,“国产替代”已成为中国宏大战略的核心。半导体自给自足不再仅仅被视为一个经济目标,而是被视为一项主权要务。在北京的战略考量中,技术主权如今几乎与国家主权本身密不可分。 国家采购作为产业政策:锁定国产替代 最近的两项进展体现了中国对这一战略的坚定承诺。 首先,据《金融时报》报道,中国科技部首次将中国企业的AI处理器列入政府批准的供应商名单。这项政策旨在推动公共部门采用国产芯片,并可能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导向国内制造商。至关重要的是,此举发生在特朗普总统宣布限制H200芯片出口之前。 其意义不仅在于收入。中国的政府采购是强大的产业政策工具。通过强制使用国产芯片,北京加快了学习曲线,消化了早期效率低下的问题,并向整个生态系统——地方政府、大学、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发出信号:国产替代是一项政治要求,而不是市场实验。 前所未有的国家资本投入 其次,据报道,北京正在考虑向半导体产业投入高达700亿美元的资金,这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支持的芯片扶持计划。无论最终金额是否达到这个水平,其方向都是毋庸置疑的。中国准备动员国家规模的资本来克服在制造、设备和研发方面的结构性劣势。 与美国不同,中国无法依靠成熟灵活的资本市场来为长期、高风险的半导体研究提供资金。因此,国家资金变得不可或缺。它使北京能够维持漫长的开发周期,容忍失败,并以私营市场无法做到的方式协调供需和基础设施建设。 金融市场已经做出反应。国内芯片公司的股价因预期政策支持而飙升。就连摩尔线程(Moore Threads)——一家成立于2020年、相对鲜为人知的图形处理器(GPU)初创公司——的股价也在最近几天暴涨。 为什么旧的出口管制争论不再成立 2023年,当拜登政府首次对先进芯片和制造设备实施全面限制时,美国出口管制可能会刺激中国创新的说法似乎还有道理。当时,人们有理由质疑这些管制措施是否会适得其反,反而加速中国的技术发展。 现在,这个问题基本上已经没有意义了。中国实现半导体自给自足的决心不再取决于美国的政策选择。无论华盛顿是收紧管制、放松管制,还是在这两者之间摇摆不定,北京都已决定投入所有可用资源来构建独立的芯片生态系统。战略大局已定。 “成瘾”理论及其局限性 一些政策制定者和顾问——包括特朗普政府的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沙皇大卫·萨克斯——认为,允许广泛销售非尖端芯片可以使中国人工智能开发者“依赖”美国技术,从而维护英伟达的市场份额,并限制华为等竞争对手的崛起。我之前也提出过类似的论点,称之为动态精准出口管制策略。 但这种逻辑的前提是中国愿意接受这种依赖。然而,这种假设现在已经不再成立。在华盛顿反复无常的政策转变和战略信号之后,北京现在对美国出口政策背后的微妙算计心知肚明。 中国有句老话:“有奶就是娘。”中国明白,美国充其量只是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奶妈”,而不是“亲娘”。北京担心,中国人工智能开发者可能会过度依赖美国的“奶水”,以至于把美国当作“亲娘”,也就是屈服于美国的影响或控制。中国也明白,如果这样做会过度增强别人的孩子,奶妈是不会提供最好的奶水的。中国不会让自己陷入这种境地。 精准进口管控:在不屈服于美国标准的情况下使用美国芯片 然而,美国芯片仍然极具吸引力。据报道,H200 的性能是此前获准销往中国的 H20 的六倍,中国企业不惜一切代价——包括走私和通过灰色市场采购——来获取受限制的英伟达芯片。 北京还有一个迫切的政治目标。为了在人工智能领域赶上或超越美国,中国需要取得突破——更多像“DeepSeek 时刻”这样的成就——以提振士气,激发技术民族主义情绪。先进芯片有助于创造这样的时刻。 这预示着北京可能采取的策略:精准进口管控。中国将有选择地、战略性地使用美国芯片,但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标准、规则或长期依赖。与此同时,中国将继续努力使其人工智能产业彻底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这并非矛盾,而是一种战略。 特洛伊木马问题:芯片带来的安全风险 即便如此,另一个棘手的难题也迫在眉睫。一个核心问题是英伟达公司据称正在测试的“位置验证”技术——在中国有时被称为“GPS后门”。人们担心,如果这些芯片被用于中国等受限制的地区,可能会被远程锁定、禁用或监控。 尽管英伟达坚称其产品没有“远程开关”,但这种功能存在的可能性本身就已引起北京方面对国家安全的严重担忧。在中国,这些芯片有可能被视为“特洛伊木马”——携带隐藏战略漏洞的硬件。 这种担忧触及了中国战略考量的核心。如果进口芯片可以通过软件进行监控、限制或武器化,那么这种依赖就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而是政治和安全层面的。这种担忧更加坚定了北京加快发展国内替代方案的决心,即使为此付出巨大代价也在所不惜。 中国的既定战略——以及美国唯一合理的应对措施 简而言之,中国的战略清晰而坚定:精准控制进口、争取时间、国内替代、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实现完全的技术主权,并最终赶上或超越美国。而且,无论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如何变化,这一战略都不会改变。正如稀土资源一样,无论中国说什么或做什么,美国都必须迅速果断地建立供应链安全。 […]
19.12.2025 16:00 👍 0 🔁 0 💬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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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地 | 新年将至,期待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中国 - 议报 随着2026年的钟声渐近,新年的气息已然弥漫在空气中。对于亿万中国人而言,新年不仅仅是阖家团圆的时刻,更是审视过去、展望未来的节点。在这个特殊的时刻,许多人不由得会思考:如果中国能够摆脱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会是一个怎样的未来? 这是一个充满争议却又无法回避的话题,它触及了政治、经济、社会乃至个人自由的深层议题。作为一个观察者,我试图从历史、现实和可能的未来角度,理性探讨这一愿景,而非简单的情感宣泄。 一、中共统治下的百年变迁回顾 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来的历史,它无疑推动了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走向经济大国。改革开放以来,GDP的迅猛增长、基础设施的飞速发展,以及脱贫攻坚的成就,让无数中国人摆脱了贫困。2025年的今天,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高铁网络四通八达,科技企业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这些成绩常常被归功于中共的集中领导和高效决策。 然而,历史的另一面同样不容忽视。追求民主自由是人类的天性。自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大陆以来,中国就从民国时期的半民主时代倒退至现代版的极权专制社会。中共当初以“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让人民当家作主”“打土豪分田地”等口号欺骗国民,夺取政权后却将所有承诺变卦:民主协商制变成一党专制,民主选举制变成个人独裁,分到农民手中的田地又以国家和集体的名义收回,中共成为总地主,并控制一切自然资源。 为了巩固专制统治,中共不仅垄断资源,还剥夺宪法赋予人民的迁徙、言论、结社、新闻出版、耕种、生育、信仰等各项自由。文革的浩劫、天安门事件的悲剧,以及近年来对言论自由的严格管控,都让人们质疑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维吾尔族、新疆地区的再教育营、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以及疫情期间的极端封控政策,都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这些事件并非孤立,而是反映出一种以稳定为名、牺牲个体权利的治理逻辑。在一个没有中共的中国,或许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更注重法治和人权的体系,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二、中国面临的现实困境 进入2025年,中国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人口老龄化、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的延续,都让增长引擎显得疲软。中共的“共同富裕”口号虽听起来美好,但实际执行中往往伴随着对民营企业的打压和财富再分配的争议。许多企业家选择“润”出国门,寻求更自由的发展空间。 社会层面,言论审查和监控系统的完善,让“墙内”的信息流动受限。进入习近平时代,情况进一步恶化,个人财产毫无保障,合法房产和土地随时面临强征强拆,信访权、诉讼权、出境自由也被变相剥夺。更极端的是,底层民众被当作“人矿”,每年数百万青少年无故失踪,尸体被发现时器官已被摘除,这些器官最终流向权贵或成为外交“礼物”。战时把人民当炮灰,和平时期把人民当人矿,这就是中共对待人民的真实写照。底层民众有病无钱医治、贷款买房无永久产权、孩子上学不仅昂贵还要接受仇恨教育,甚至面临被性侵或被定向活摘的风险。稍有异议,便被扣上“煽颠”或“反华”帽子,轻则约谈,重则判刑或“被自杀”。 这样一个国家,却被大肆宣传“爱国(爱党爱领袖)”教育。维稳经费超过军费,媒体、教育、私企、外企乃至宗教都要“姓党”。中共不仅据有自然资源,还要将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生灵改造为党的工具。年轻人对“躺平”和“内卷”的吐槽,反映出对未来前景的焦虑。而在国际上,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日趋紧张,从台湾问题到南海争端,都加剧了地缘政治风险。如果没有中共,或许中国能以更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秩序,避免孤立的风险。但这也意味着需要面对转型期的阵痛,如政治真空和利益重组。 三、人民期待一个没有中共的中国 人民期待一个没有中共的中国,并非意味着否定一切,而是憧憬一个更包容的替代方案。想象一下:一个联邦制的中国,允许不同地区自治,尊重少数民族文化;一个多党制的政治生态,让不同声音通过选举表达;一个市场主导的经济体,保护知识产权,鼓励创新而非国家干预。 当然,这样的转变不会一蹴而就。东欧剧变和阿拉伯之春的经验告诉我们,推翻旧体制后往往面临混乱和倒退的风险。中国独特的文化和历史背景,能够实现和平转型当然是首选,但这只能是一种个人幻想而已,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个独裁者甘心放弃他的统治权。要么是内部分裂;要么是公民意识集体觉醒;要么是国际压力的强力推动。总之,中国民主转要实现软着陆是很难的。 新年将至,让我们以希望的目光展望。如果中国能迎来一个没有中共的中国,那将不仅仅是14亿人民的福音,更是全球和平与繁荣的贡献。无论如何,未来的中国应由中国人自己决定,而非由某一个恶党肆意代表。愿2026年带来更多自由与可能。 【转载请加上出处和链接:https://yibaochina.com/?p=257141】【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18.12.2025 18:56 👍 0 🔁 0 💬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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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成觉 | 怀念朱启平先生 - 议报 题图:1945年9月2日, 朱启平(前排右五)以《大公报》记者身份登舰见证日本投降。(受访者供图) 今年是抗战胜利八十周年,也是二战名记者朱启平先生冥寿一百一十周年(1915-2025)。 1945年9月2日上午,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了日本向盟军投降的签字仪式。香港《大公报》记者朱启平先生现场采访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并撰写了题为《落日》的通讯稿。 (大公文汇网记者 王莉 杭州报道)“父亲老年时回忆自己的记者生涯,表示亲身参与‘密苏里’舰上举行的日本投降仪式,亲眼见证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最后胜利,是他的高光时刻。”1945年9月2日,年仅30岁的《大公报》记者朱启平登舰亲眼见证日本投降,并写下了中国新闻史上的知名长篇通讯《落日》。朱启平之子朱开宇日前在接受本网专访时表示,“父亲一生都坚持记者要独立思考、说真话的理念,他是这么想的,确实也是这么做的。” 该文被认为是各国记者同一题材的报导中的“状元”之作。传回重庆后不仅在当年倾倒了无数中国国内读者,且被选作大学新闻学教材。其后几次逢十的抗战胜利日均一再重新见报。 朱启平原名朱祥麟,浙江海盐人。“父亲6岁时,随父母离开海盐祖居,迁居上海。”启平先生幼子朱开宇介绍,“父亲高二那年正是‘九一八事变’之时,日寇的铁蹄击碎了父亲‘悬壶济世’的美好理想。他于1933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医学预科,但很快就投身抗日救国青年运动,以天下为己任成为他的奋斗目标。一年后他就放弃了医科, 转入新闻系,决定以笔报国。” 学生时期的朱启平(前排中)。 1940年,朱启平正式进入《大公报》。1941年,他前往采访滇缅公路通车实况,发表《滇缅路上》长篇通讯,在《大公报》崭露头角。1943年,他又以《大公报》特派记者身份赶往鄂西战场前线。“父亲还曾跟我们讲述过其中的一个小插曲。当时他采访了陈诚、王耀武、胡琏等人,发出十篇通讯。采访结束后,王耀武命副官送给他百元大洋,希望能美言几句,父亲坚持不受。” 1944年,随着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对日军发动了凌厉的战略反攻,朱启平主动请缨前往太平洋战场采访,时任《大公报》总编辑胡政之随即拍板支持。“这次出行之前,父亲还专门去歌乐山金刚坡拜别祖父母。他当时心里想的是,作为一个到美国舰队中当记者的中国人,自己的言行随时随地都会被人认为是国家的代表,特别是在生死关头上,所以他决心在任何采访中不落在美国战友后面,甚至做好了流血牺牲的准备。”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朱启平随首批舰队进入东京湾。1945年9月2日,他登上“密苏里”号战舰,亲眼见证日本投降仪式。说起这段往事,朱开宇也无比自豪:“当时登舰的共有三名中国记者,父亲和黎秀石均来自《大公报》,另一位是中央社的曾恩波,他们都是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同窗。父亲当晚在横须贺港中停泊的军舰上写下《落日》,民族正义的激情,深厚的国文、记者功底,再加上历史的际遇,使这篇报道脱颖而出。” 朱启平孙女朱颖亮踏着祖父足迹,登上密苏里舰。 抗战胜利后,朱启平先生获香港《大公报》委任为驻美兼驻联合国特派员,朱夫人随之到纽约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英国文学硕士。 朱启平,孙探微夫妇与四个儿子合影 (以下摘自2025-08-15《知乎·话说历史 》徐庆全发布的高级記者张刃所撰文章) 1948年,在国民党大势已去,朱先生的两个弟弟随迁台湾时,他却携全家从美国回到了大陆,参加新中国建设。朱先生夫人孙探微回忆说:“1948底,看到国内即将结束内战,和平建设时期即将到来,启平和我商量去向。他有工作经验,我也有工作能力,完全可以自食其力在纽约生活下去。(但)我们还有共同的强烈愿望:要回祖国,为深受战争苦难的老百姓做力所能及的一切,在百废待兴的祖国建设中投入自己的一份力量。至于放弃美国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回国过长期艰苦的日子,我们俩毫不动摇地一致认为是值得的!” 就这样,他们抱着不到两岁的儿子,乘船远涉重洋,于1949年1月回到香港。不久,朱启平即赴北京。7月12日,周恩来邀请新闻界友人聚餐,听取他们对如何办报发表意见。据《周恩来年谱》所载:“……约胡乔木在中南海颐年堂请新闻界友人朱启平﹑高汾﹑邓季惺﹑浦熙修﹑徐盈﹑彭子冈﹑储安平﹑萨空了﹑胡愈之﹑刘尊棋﹑宦乡聚餐,并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这张名单所列应邀出席者,均属当时中国新闻界的精英,其中大公报有四位,朱启平列首位,可见他提出的问题或发表的意见很重要。 1951年5月16日,香港大公报发表朱启平署名,5月2日寄自北京的通讯,详细描述了北京五一劳动节游行的情景,其中写到“最壮大的市民队伍进场”,“口号渐渐简化到一个:‘毛主席万岁﹗’60万人都在呼喊着这亲爱的名字,为他祝福。队伍到主席台前,都走得慢了,用尽生平气力在欢呼鼓掌,有小旗的挥小旗,拿花的摇花,‘毛主席万岁!万岁!’狂了,狂了,多少人不知道自己在流泪。这样的人民对领袖的热爱,我们的历史上有吗?谁说中国人不会发狂?!” 当时的朱启平绝对不会想到,这种“发狂”会演变成“疯狂”,以致殃及自身。那之后不久,他主动请缨奔赴朝鲜战场,冒着生命危险采访报道,并且坚持到停战谈判才回国。 朱启平这样的优秀记者、爱国人士,怎么会在1957年“呛水”呢? 作为一名记者,朱启平一向恪守“说真话,不打诳”的职业信条。对于虚假的“新闻”更是深恶痛绝。他曾遇到这样一件事: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1948年曾被蒋介石裹挟,一度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却始终与当局有所不合。1949年国民党迁台后,他即与之分道扬镳,赴法国重操本业,其间,美国方面也曾以高薪延聘,他未接受,于1951年3月回到大陆。朱启平采访后,如实报导翁向往新中国,宁可放弃美﹑法的高薪聘留,愿为祖国建设贡献所长。不料刊出时,却被“上头”擅加改动,说翁是在国外“走投无路”才不得不归国的,而共产党则不究既往,宽宏大量地予以收留云云。朱启平说,这么一改,完全背离了事实,也违反了新闻必须真实的原则,更是对这位爱国老科学家人格的侮辱。其实,这又何尝不是他对自己当初选择回国的切身感受?但就因为这些意见,他便被说成是“攻击党的领导和党的新闻政策”,也由此埋下“祸根”。 1957年中共整风之际,朱启平身为香港大公报驻京记者,虽由北京大公报代管,却非其编制内员工,原本可以完全不介入运动。是一次“意外”的谈话,彻底改变了他后来的命运。那位谈话者,就是时任北京大公报中共党组书记兼总编辑的袁毓明。 袁是延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1954年才调入大公报。作为大公报整风领导小组组长,他要动员属下参加鸣放,便以个别谈心的方式听取朱启平的意见。盛情难却,朱启平坦诚提出“报纸应更多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袁深以为然,鼓励他写成小字报张贴出来。朱启平胸怀坦荡,一心为办好报纸,便依袁其所嘱照办了,结果种下“苦果”。很快,袁毓明成为“大公报的‘纳吉’”,头号“右派”,朱启平则成为袁“集团”的一员,同样打入“另册”。 1957年9月12日,人民日报和大公报同时刊登长篇报道,公开点名批判朱启平。两报的报道内容相同,只是详略有别,标题稍异。人民日报将该报道排在第二版中间,标题横排两行:“复辟旧大公报的又一路大军被击溃,朱启平的反党办报纲领破产”;大公报则刊于二版右上角显著位置,标题直排两行:“提出反动办报纲领向党猖狂进攻,朱启平是复辟旧大公报的悍将”。 报道开头就说,朱启平在鸣放期间“非常活跃”,“要推翻党对北京大公报的领导”,“篡改大公报的办报方向”。这罪名显然是莫须有的。朱启平不过是一名记者,又非中共党员,如何能够“推翻”强大的中共对一份全国性大报的领导呢?报道抓住其“反党办报纲领”做文章: “……朱启平公开提出了一个办报纲领。他要求办一张所谓‘人民群众的报纸’,一张‘民间报纸’。这样一张报纸‘最重要的’是‘报导人民内部矛盾的事’,企图把大公报变成反党工具。他认为,‘这样一张报纸,要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如果因此而发生纠纷,甚至可以打官司打到最高法院’。朱启平要求对记者‘全部信任’(实际上即无条件的信任)。而记者的任务则是‘深入民间’,寻找矛盾。在国际宣传方面,他认为,我们的报纸‘缺乏新见解新事物’,主张登载‘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朱启平恶毒地把党和人民群众对立起来,污蔑人民日报不是人民的报纸,他叫嚣说:‘有一天共产党会消灭,人民日报必须也改为人民群众的报纸,其它报纸更不必论。’” 这篇报道转述的朱启平“反动言论”,应该就是他应袁毓明之请在“密谈”中提的意见,后又依袁的建议写成小字报内部张贴。由此说成他“公开提出”的“办报纲领”,显然是欲加之罪了,且不说其中的话是否无中生有。 报道还指,朱启平极力活动,要把子冈﹑徐盈请回大公报,作为他“企图复辟旧大公报反动政治方向”的证据。然而,徐盈﹑子冈均为中共高级领导干部,且早已脱离报界,即使二人回来,何以就是复辟旧大公报呢? 对朱启平的批判,“新账旧账一起算”,指其“曾经长期担任旧大公报驻美特派员,并大力吹嘘‘马歇尔计划’”云云。如此,更把他打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三十年多后,朱启平回忆那段岁月时说:“不识时务,迷信报纸为人民的喉舌;执笔在手,以为最先考虑的该是国家的富强,人民的福利。还要独立思考,说真话,个人的成败利钝是次要的。正因此,遭遇厄运,几至家破人亡。一生中最能工作的二十年,在垃圾堆中挣扎,侥幸活下来。这也好,使迄无建树有了借口。”(《中国当代新闻文学选》第二卷) 朱启平在北大荒“劳动改造”的情景,当年与他同时“发配”的吴永良先生有详细记述,说他骨瘦如柴,甚至托人给夫人带回了唯一值得纪念的手表,准备客死他乡了。那么,两年后,朱启平是怎样脱离苦海的呢?据说是当时各地亟需教英语的人才,找到大公报,答复说,这样的人倒是有一个,在北大荒。因此才调他回来,捡的一条命。 朱启平这样描写他离开北大荒时到澡堂洗澡的一幕:“脱了衣服刚要下池子,池里七八个人都盯着看我。我有什么好看?洗澡不是谁都脱光衣服吗?人家瞧得紧,我不由得也看看自己,究竟有什么可看的?啊﹗原来我是个骷髅架子,人家没有见过这样真正皮包骨的人﹗我的胳膊,可以用大拇指食指圈起来;我的大腿,两只手可以箍起来。回到北京,亲友见了,簌簌落泪。” 在张家口外语学院,朱启平“感谢学校救了我一命。如果我再在北大荒劳改下去,不出半年,也许就要死在那里。过去两年中,我就亲眼看见好几个在我身旁劳动的年纪大些的人,先后倒在地上,再没起来。”因此,他兢兢业业教授英语,度过了相对平静的几年,还摘了“右派帽子”,但级别工资降了四级。 “文革”乍起,朱启平再次被“新账旧账一起算”,并且遭到“造反派”的毒打。他的小儿子开宇后来回忆说:“1967年,有一天爸爸突然跑回家,身上鞭痕累累,说是接连几天被殴打,再不逃走极可能被打死。他连夜写了一篇陈述在学校如何被打的材料,让我藏起来,说一旦他被人找到抓走,要我赶紧将材料送中南海上诉,或许可救他一命。幸而那时学校里两派内斗激烈,没来抓他,让他幸免于难。”再以后,经过下干校,“斗批改”,朱启平回到已经迁至洛阳的学校继续教书。 1978年,浩劫过后,百废待兴。负责港澳台事务的廖承志点名朱启平重返香港大公报工作。对下属一向体恤入微的廖公,还将孙探微也从中国建设杂志社调去香港大公报做英文版的编辑工作。朱启平夫妇两地分居20年终于团圆。孙探微对朱启平说:“我打破了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的记录,还超过她两年!” 重返新闻岗位,朱启平牢记离开北京前,廖公在病床上对他的嘱咐:“你们去香港工作、办报,不能搞极左。”很快进入角色,再创佳作。 1979年,作为记者团的一员,朱启平随华国锋访欧之行。在法国科隆贝,他瞻仰了反法西斯英雄戴高乐将军之墓,触景生情,写了一篇题为《伟大的平凡》的通讯,通过对埋葬于普通村民坟场,“真正是只占一席之地,而且是在角落里”、“墓石是最普通的石头,多半是用来镶马路边的”。戴高乐将军墓的描写,表达了这样一种价值观:真正的伟人不会高高在上,更没有特权,而是一辈子置身于民众之中,身后也把自己放在与人民平等地位。戴高乐将军“来的光明,去的清白,永远是法国的骄傲。”此文刊出后引起读者极大反响,对于国人破除个人崇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北京的老友、大公报名记者子冈写信给朱启平说:“我读了不止十遍。你为中国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 晚年的朱启平,对于亚洲及世界大势依然保持着高度的新闻敏感。1982年8月间,日本文部省篡改教科书,否认当年侵略罪行,朱启平迅即作出强烈反应,连续写了三篇文章,从《烽火当年,血海深仇》回顾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到《追忆日本投降前后》讲述战争同时给日本人民带来的灾难,结束于《中日应当友好合作》,呼吁中日两国人民合力制止日本军国主义“这类恶兽出柙”,同时表示,中国人民绝不畏宿敌的猖狂,“天塌不下来,大家把心一横,较量到底,最后再来一次‘八一五’而已”。我父亲读后说,启平的爱国之心,一如三十多年前。他的血还是热的。 1985年,70岁的朱先生退休了,他给我父亲写信说:“结束了七年夜生活,恢复了早上起来,晚上睡觉的常人日子,身体和精神都好一些。家务事里里外外,都是自己做,并无人帮忙。加上看看书报,写写信,一天时间占去不少。我还注重运动,天天步行十多二十里,约两小时。心情宽松,斗争会、学习班、劳改、抄家,今天不知明天事,谁都可以来踏上一只脚,等等,都成了过去。虽然人在香港,既无发财的本领,也没有这个念头,平平淡淡,逍遥自在。老了,稍有自知之明,也就这样打发晚年了。” 朱先生这样说,并不等于他赋闲了。退休后,他几次到内地旅游,饱览大好江山的同时,想得最多的还是人间风云。 1988年春,朱启平夫妇游览三峡,重新踏上抗战时他曾经采访过的三斗坪,也就是设计中的三峡大坝坝址所在地。朱夫人孙探微回忆说:“启平认为,应该立即在长江上游植树造林,保护植被,修水利。至于大型工程,则应等到真正清除了贪污浪费之风时才能施工,不然会给老百姓造成极大的损失。”基于此,他后来更撰写了近万字的《三峡工程纵横谈》,分列19个小题,以“武原”的笔名,连续发表于香港文汇报。他跳出科学论争,从社会风气、干部素质的角度提出了工程可能面临的问题,提出“为大坝万全计,在人的素质得到提高之前,党风与社会风气恢复到五十年代初期之前,三峡工程是不能匆忙上马的。”他甚至主张,“三峡工程兴建与否,留待21世纪或者更后的子孙去解决。”今天看,年逾古稀的朱启平先生为国为民,可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且是有先见之明的。 从三峡归来,朱启平北上访友,6月,与吕德润先生一起到天津,看望卧病的我父亲。谈话中,朱先生还提到了1987年两次去台湾探亲的情况。 朱启平的三弟朱书麟,是台湾电力公司前总经理,四弟朱炳麟,是台湾监察院秘书长,是台湾商界、政界“名流”。兄弟数十年未通音讯,晚年才得团聚。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朱启平仍不忘体察民生。他要求去参观菜市,说从菜市可看出食品供应情况、市民的购买力及实际生活水平;他询问小学教员的工资待遇,说其生活待遇高低反映当局对教育、对未来的精神与物质建设重视与否。我父亲听了,笑道:“老兄探亲也不忘本行。” 1989年4月,我父亲不幸病逝。朱先生接获讣闻,即写信给我:“惊悉令尊逝世,忝为老友,震悼殊深!……去年夏天德润和我曾专程到津会见令尊,聚谈颇欢。三十多年不见,并不形成隔膜。他当时健康欠佳,但精神很好,思想敏捷,谈笑风生,总以为会逐渐康复,不料邃尔弃世。他一生执笔,不知写了多少精彩文章,敬业乐业,数十年如一日,自为识者所欷歔。得读邵象文,足见公道自在人心。令尊一生笔耕,丰硕成果,是客观存在。过去长时间的遭受,他很看得开,足见他的豁达。……” 后来我做记者,也准备整理父亲的遗稿,朱先生来信特意嘱我:“内容力求丰富,言之有物。”这使我想到他的一篇文章,题目为《文字是第二位的》。朱先生告诫年轻的同业:“写稿,你是根据看到的、听到的、体会到的、深有所感的,以尽可能简练清顺的文字,宣泄纸上,很难说要根据什么规章才能动笔。……当记者,最要紧的,是尽心为读者提供最好、最真诚的服务,不说假话,不炫耀自己,始终不渝。要做到这一点极不容易,甚至要付出生命。文字水平,究其极,是第二位的。……一颗炽热的为读者服务的心是第一位的,文字水平,包括写特写,自然越高越好,但是是第二位的 。”“作为记者,一笔在手,胸中要有亿万人民,万不得已时,可以不写,不能打诳。”这最后一句,是朱先生品格与情怀的真实写照,也成为我做新闻工作的一个信条,恪守至今。 1993年11月12日,朱启平先生在美国旧金山家中安然去世,终年78岁。家人将他葬在风景秀丽的加利福尼亚州半月湾旁的山区墓地,那里可以远眺一望无际的太平洋,大洋彼岸就是生养他、磨难他,也成就他的故国家园。 张刃近影 笔者有幸于1988年11月认识朱启平先生,他当时已从《大公报》退休,就任香港王宽诚教育基金会顾问。其第三子明宇亦供职于彼。 启平先生仙逝后,笔者决意为他立传。在朱夫人指导下于2005年7月出版《笔底风云—二战名记者朱启平传》。新世纪前十馀年间又多次到旧金山探访朱夫人,直到她也回归天国。 圣人云:“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一个记者的功业自然就是他的新闻作品啰!从这个意义上,启平先生堪称兼而有之。 […]
17.12.2025 17:11 👍 0 🔁 0 💬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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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丛】黎智英与香港的终结 - 议报 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命运是对任何与中国达成协议的国家发出的警告。 来源:华盛顿邮报 1997年,中国和平接管香港时,北京的共产党统治者承诺维护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自由和生活方式。然而,这项承诺早已被侵蚀殆尽。周一,媒体大亨、民主运动坚定支持者黎智英被判有罪,彻底熄灭了这座曾经充满活力的城市中仅存的一丝希望。 黎智英已被拘押约五年,大部分时间都被单独监禁。做出判决的三名法官正是按照他们被挑选出来的目的行事:无视证据,利用这场政治作秀审判,判处黎智英犯有与外国势力勾结、密谋出版煽动性刊物等荒谬罪名。 黎智英的判决将于明年年初宣布,这位78岁、身体状况不佳的老人如今面临终身监禁。预计中国大陆将要求香港对他处以重刑,以儆效尤,警告任何胆敢在香港倡导民主的人。 值得一看的是法官们在长达855页的判决书中写下的部分内容,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香港的沦落程度。法官们称,黎智英的目的是“寻求推翻”共产党,他利用现已停刊的《苹果日报》撰写和发表文章和社论,煽动香港民众对政府产生“仇恨和蔑视”。 法官们表示,黎智英“认同西方价值观”。呈堂证据包括他作为报社编辑与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和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的会面。 黎智英是最引人注目的受害者,但他绝非唯一的受害者。2020年,中国在香港实施了模糊不清的国安法。自那时起,北京就如同挥舞着大锤一般,利用这部法律摧毁了香港的民主运动。前立法会议员、活动人士和学生都被逮捕。数十个工会和公民社会团体被迫解散。独立媒体机构也纷纷关闭。 香港正经历着大陆式压制带来的巨变,而最新的迹象是,温和派的民主党在成立三十年后于周日正式投票解散。该党曾是立法会中最大的反对派阵营。 12月7日,香港举行了第二阶段的“爱国者治港”选举,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选举,不允许任何反对派候选人参选。投票率低至31.9%,许多人投下无效票以示抗议。 民主问责制的价值绝非纸上谈兵。 香港仍还在从上个月一场造成至少160人死亡的公寓大火中正在恢复。有报道称,正在进行的翻修工程使用了劣质建筑材料,而且火灾报警器也失灵。居民们几个月来一直在抱怨这些安全隐患。 政府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调查火灾原因,但随后立即逮捕了那些要求追究责任的人。中国国家安全部门召集外国媒体,指责他们“歪曲和抹黑政府的救灾和善后工作”。这就是今天的香港。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希望与中国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并为此向习近平主席提供了一系列让步。黎智英唯一的希望是特朗普能够将他的自由作为这些谈判的一部分争取到。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特朗普可能会达成一项协议,释放一个仅仅因为中国违背了与另一个西方国家达成的协议而被监禁的人。   【转载请加上出处和链接:https://yibaochina.com/?p=257137】【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17.12.2025 03:29 👍 0 🔁 0 💬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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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舵 | 对民主政治的再思考(下) - 议报 续:对民主政治的再思考(中) (四)政治的悖论 自由民主和民粹民主之间的一个实质性区别,来自于对“统治”即国家治理完全不同的理解。“统治”的核心问题无非两个:谁统治?如何统治?“谁统治”又分为三个子课题:首先,是人治还是法治?其次,人治是全体国民还是部分人统治?第三,部分人统治是一人统治、少数人统治还是多数人统治?民粹民主的眼界里只有“谁统治”,只有人治→部分人统治→多数人统治,多数人统治就是好的,少数人统治就是坏的;它完全不关注、也根本不理解“如何统治”,不理解法治和宪政。 “如何统治”的要害是权利,是限权(此处的“权”指权力),是有没有自由、人权能否得到切实保障,而民粹民主只有单一的权力视角,只关心由谁来掌握政治权力,权利即人权和自由的视角完全空白(再次强调:“权利”和“权力”一定要清楚区分。权利是“我享有的自由选择权”,英文是rights,加s表示权利是复数,是“诸权利项”;权力是“我施加于他人的强制力”,英文是power)。由于政治权力一定是强制性的,民粹民主就必然导致专制——专制无非是强制的极端样式罢了。 至于马克思的民主观,它不但是民粹民主的人治-部分人统治-多数人统治,而且是多数穷人至上性的、不可分割的、“人民主权”意义上的、不受任何监督约束的绝对权力,亦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一言以蔽之,它是民粹民主当中最极端、最反自由反人权反法治宪政的派别,即极左的主流。 种种“民权”说,“人民主权”“主权在民”“还权与民”“人民的统治”等等,只要这“权”是指权力,从自由宪政角度看,就全都不得要领。首先,民权之“权”只要是指“权力”,就不但没有切中要害,而且是误导性的。关键是权利,而非权力,而权利和权力完全是两码事。非常不幸——非常非常不幸,却被严重地混为一谈,翻译的随意性、草率使用同音字在其中起了很坏的作用。简单说来,人人都应有权利,但人人都不配有权力。权力不论握在何人之手都是危险的,必须严加防范,所谓“人民”当然也不能例外。仅仅从权力视角理解政治,无法超越专制主义的眼界。一切对于“谁统治”“谁掌权”的关切,其实质,无非是“谁当专制者”“谁专政”,如此而已。 包括人民主权在内的各种“主权”,它在概念定义上既然是“绝对的、至上性的、不可分割的权力”,那就尤其危险,因为,既然是“不可分割”的权力,它当然就是分权制衡的对立面、宪政的对立面,也就是不折不扣的专制权力,“人民主权”也就难免成为打着“人民”旗号的多数暴政。又由于“人民”实际上没有可能实施“统治”,所以,它必然导致自称代表人民的极少数人的专制,或一人独裁。在实践中,人民主权总是导致自称代表人民的那些人的专制独裁,正是主权说的逻辑必然。 由于“人民”是各色人等的集合体,价值观、利益、意见和政治主张各不相同,人民没有任何可能去行使什么“人民的权力”,更别说什么“主权”,也因此直接民主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幻梦。政治权力只能由政府代表人民去行使。必须毫不含糊地指出,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权”只能理解为“人民的权利”即人权,而不是“人民的权力”或“人民的统治”,更不能是“人民主权”,而实际上从来都是照后面这样解释的。 自由民主则迥然不同。它直面国家治理的复杂现实,清醒地看到国家治理问题没有最终的完满解决、彻底和谐可言,人类社会永远要面对诸多价值目标之间的冲突,而良治善政无非就是设法兼顾这些多元价值目标,设法把其间的冲突尽可能限制在危害最小的范围内。它一方面承认统治的“权力”面相,充分理解由于人类永恒的局限性(罪性sin,不是犯罪crime),所以,由政府实施强制性权力永远不可少,否则无法制止个人或群体侵害他人权益的反社会行为。而政治权力从来是由少数人掌握的国家强制力,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历史经验已经充分表明,所谓“人民的统治”、所谓“人民主权”只不过是句毫无可操作内容的空话,它无论是指全体人民或多数人民的统治,事实上都完全不可行,“人民主权”说只在历史上有其反对君主专制的批判性价值,舍此别无意义。政治权力不得不交付由少数人组成的政府来行使,“统治只能是少数人的事 ”(萨托利《民主新论》),无政府主义理想不过是政治外行的乌托邦幻梦,而马克思正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他对其他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等人的批判不过是同一家族的内斗罢了。 同时,也是由于人类的罪性,任何人,无论是一个人、少数人或多数人,哪怕是最“先进”、最“贤明”的个人或群体(精英或人民,或群众、阶级、政党……),一旦掌握了政治权力,其天然趋向就是滥用这个权力,用来侵害他人、危害社会——“权力使人腐化,绝对权力绝对腐化”(阿克顿勋爵),所以,这个政治权力极其危险,必须设法防范。 一方面,我们不得不让少数人掌握政治权力;另一方面,对这个权力又要严加管理和防范——这就是一切现实政治的悖论,也就是“如何统治”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迄今为止,对这个难题解决得最好的,就是法治与宪政。它的解决办法,归结起来就是两套东西:有限政府,和有限政治。 1  有限政府 现实世界中的政治,治理国家的权力只能由少数人行使。为了防范掌权者滥用权力,自由宪政的核心理念是:不允许存在任何绝对权力——不允许存在任何至上性的、绝对的、不可分割的、不受约束监督的权力,更是绝对不能允许“直接凭借暴力,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权力,包括民主权力或“人民主权”在内。具体办法就是法治和宪政。 一如前述,法治和宪政实际是一回事:法治是从“谁统治”的“第一原理”(“道”)上主张正义良法主治、反对人治,宪政是在法治的具体落实层面、操作性层面(“术”)上主张分权制衡、反对主权说。 “徒法无以自行”,法律终究是要靠人来贯彻实施的,法治规定了国家治理的最高原则原理,但原则和原理不可能自己自动实施,它要落实到政治实践当中去必须由人去实施,这个按照法治原则去实际操作的层面,就是分权制衡的宪政,或说自由宪政。本书行文中的“宪政”都是代指这个涵义。为什么抽象的法律居然可以“统治”?奥妙就在这个“道”与“术”的配合。 “权力使人腐化,绝对权力绝对腐化”是阿克顿勋爵的名言,他还有另一句名言,“不是哪个阶级应该统治的问题,是哪个阶级都不应该统治。”由于人人皆不可免的罪性,所以谁都不应该统治,谁都不配统治。任何人都是靠不住的——知识分子是靠不住的,无知分子更靠不住;富人是靠不住的,穷人也靠不住;君主、总统、伟大领袖固然是靠不住的,人民群众同样靠不住。人间没有天使,就算有,他们在权力、金钱、美色和名望的诱惑面前也是靠不住的。 那么,该由什么来统治呢?英国人的答案是:由法律来统治。只有法律、正义良法至高无上,它管束每一个人,首先是管束政府、管束最高领导人。 回顾历史,自有国家以来,法律都是由立法者或立法机构制定的,民主国家的立法机构是议会,但是,并不是议会的立法都是正义良法,所谓“议会主权”不过是英国内战中的议会派针对“君主主权”的夸大之词。 英国的议会制是分权制衡的宪政,议会不得制定违反正义原则、侵犯人权的非正义恶法,议会制定的法律必须是能够切实保障人权的正义良法;若民主议会制定恶法,任何公民或团体都有权向独立的司法机构提告,司法机构、尤其是握有宪法审查权的最高法院(宪法法院)必须依照宪法予以审理;若提告成立,司法机关即须下达判决书,迫使议会改正或废除该项立法。 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民主国家的议会就不会制定侵犯人权的恶法,大量事例证明,事实恰好相反。判定立法机构议会制定的法律是良法或恶法的机构,就是独立于立法和行政部门的司法部门,各级司法部门的职责,既要负责审理受到个人、群体和政府(指行政部门)不法侵害的受害者的诉讼,也要负责审理受到立法部门制定的恶法侵害的受害者的诉讼,后者就叫作“司法审查”或“宪法审查”。 同样,行政机构(狭义的“政府”)的施政必须遵照法律明确授权,未经法律授权的行政行为皆属非法,任何公民或团体皆可向司法机构提告,法院若确认该项行政措施违法,行政部门必须承担改正和赔偿的责任,并追究违法人员的法律责任,该赔偿的赔偿,该入狱的入狱。 一样道理,司法机构若有违法行为,任何公民和团体都可以向上级法院或其它宪法规定对司法部门有监督权的部门提告。 以上制度设置,就叫“分权制衡”。 如前述,“徒法无以自行”,有了正义的良法,还得有人去执行和维护。如果立法、行政、司法等权力全都掌握在同一人或同一些人手中,正义良法得到执行和维护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只有“用野心限制野心”“用权力制衡权力”(麦迪逊),才是最有效的办法。权力必须分开,互相监督制衡;同时还要相互合作,有效地履行其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的职责;而这就是美国式总统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或英国式议会制议行合一的,多元权力相互制衡的制度原则。 除此之外,还有联邦制、议会两院制等分权制衡制度设置——联邦制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权制衡,两院制是议会内部的分权制衡。具体的制度安排可以根据情况灵活处理,但如果违背了自由宪政分权制衡的根本原则,那就没有了正义良法可言,也就没有了最基础的社会公平正义。 宪政把政治权力分散,每个政府部门只能掌握部分的有限权力。它的反面,就是集权专制政府,或全权极权政府。 我一再说及“平等人权”,但到此为止,我还没有论及什么是人权,什么是“第二代人权”——平等的政治权利,即民主3。 人权是人人都必须享有的自由权利,它就是“平等人权”,它与个人自由是一回事。人权、人人必须享有的平等自由权,最好地体现着所谓“共和正义”。共和是按照“正义”原则组织起来的政治制度,而正义或“共和正义”,就是“让每个人都得其应得”,每个人(不允许排除任何人)的利益和愿望都得到兼顾,人人都各安其位、各谋其利,不偏袒任何人——不偏袒穷人或富人、强者或弱者、有知识或没知识、男人或女人、城里人或乡下人,白人或黑人……,所以,它和民主偏袒穷人、社会福利政策只限于“弱势群体”存在原则性的区别。 而“每个人所应得”当中最重要、最关键的就是平等人权,每个人、哪怕是“十恶不赦”的罪犯,都要看作必须享有平等自由权利的个人一体看待,只不过,罪犯的人权必须依法剥夺一部分罢了。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解说,共和正义就是中庸、中道、执中,就是不偏私、不偏袒、不走极端,正与中华儒家传统相合。共和中道不是机械式地取中,它是动态的多元平衡——多元价值观、利益、意见、立场、阶层、群体……的动态平衡,很像是在模仿生物体的自动调节,我们古人叫作“阴阳平衡”。中医认为,健康就是平衡,失衡就要生病,治病就是恢复平衡,个人如此,社会也一样,走极端、偏向某一方就要失衡,社会就会生病;病得严重了,又讳疾忌医,社会就要失序崩溃,就像生命体的衰亡。 共和也就是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共和的英文commonwealth就是人人有份的“共同财富”“公共利益”——那不就是“和谐社会”吗? 正义是“让每个人都得其应得”,而“应得”不等于“平等”。有的平等是应得的,有的平等却是不应得的;同理,有的不平等是不应得的,有的不平等却是应得的。依据古典(经典)自由主义的观念,应得的、正义的平等有两种:人权平等和机会平等。超出这两者之外的平等,都超出了“应得”的正义范畴,进入了慈善和博爱的领域(详见拙著《渐进民主论》“什么样的平等才是好东西”一文)。比如第三代人权——社会福利权——实质上是穷人享受了富人的博爱关怀,它应该不应该归于“权利”之列,是有争议的。当以法律强制的方式实施时,它和第一代人权的“财产权的平等保护”显然是冲突的,这就是为什么自由至上主义者至今对此争议不休的原因所在。 区分正义与博爱至关重要。正义是应得,博爱不是应得,是他人的恩惠。富人和强者以博爱施惠于穷人、弱者、失意者,不是富人和强者的义务,他们可以这样做,也完全可以不这样做,谁也没有理由谴责他们——他们只是不够善良,不是天使而已,不能对他们妄加罪名,说他们是坏人。左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有意无意地混淆正义和博爱,对富人和强者实施道德绑架,实际后果非常恶劣——一方面,它让被父母、被左派宠坏的无能者、失败者丧失感恩之心,不思进取、不劳而获、少劳多得,同时还心安理得,毫无愧疚之心;另一方面,更给左翼精英、高税收的社会主义大政府利用社会福利收买穷人选票大开方便之门,不但败坏民主、令民粹民主大行其道,更败坏了全社会的道德风气。 共和其实就是自由民主,而好民主、温和民主——以全体人民的利益为依归、按照正义良法而治的多数人的权力——是共和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制度设计上,民主体现为平民院、下议院、众议院的权力。与任何权力一样,它必须受到宪政和法治的约束,受到上议院、司法部门和行政部门的制衡监督。 由于个人权利、个人自由有“涉他”和“不涉他”之分,不影响他人的“不涉他”权利可以几乎不受限制,但“涉他”的权利则不然,必须用法律和道德划定边界——“你挥舞拳头的权利止于他人的鼻尖”。因此,法治就是用法律给每个人的自由权利规定边界。由于政治权力很容易被滥用,所以,法治更要给政府的权力明确划出界限。 人权是每个国民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范围,其他人、尤其是政府不得侵入,这是法治的保护性功能。涉他的个人权利必须是有限的;更重要的是,政府的权力必须是有限的,只能在界限内行使,越界则政府违法,同样要受法律惩处,这是法治的限制性功能。 作为国家日常管理者的政府(指行政部门),它的权力范围必须由法律明确规范和授予,除此之外都是受治者的权利范围。政府非法律授予不可为,个人凡法律不禁止皆可为,合起来,就叫“有限政府”。 “政府”有广狭两义,狭义政府仅指行政部门,广义政府指一切政治性权力,包括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严格说,司法部门不应该作为政府的一部分,不应该作为政治部门,相反,司法必须独立,超越于政治之上。这就涉及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司法必须独立,独立意味着超越政治,政治中立,但司法人员又是有政治立场、有党派性的,很难不把政治偏见带进司法。 同理,国家元首、军队、警察、民间独立媒体……等等都会产生这个“因个人政治偏见而偏离职业规范”的问题。当社会共识的纽带强有力时,这个问题还不算严重,一旦共识破裂、社会对立撕裂,问题就变得不可忽视了。当前的美国就是这样,社会各领域都在政治化,而且是两极对立的政治化,这是美国历史上自南北战争以来从未有过的恶质化现象。如何解决呢?本章末尾有若干不成熟的建议,供读者参考。 很容易理解,如果没有分权制衡,权力集中在任何个人、任何政党、任何群体或组织手里,当掌权者发生违法行为时,受侵害者必定提告无门。即便有宪法和法律的纸面规定,具体部门都可以要么不受理,要么按照掌权者的意志枉法审理,受害者必定毫无救济渠道可言,此时的“人民”就不是公民而是臣民,他们的命运将完全被掌权者左右,生杀予夺,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同样,上级官员对待下级官员也是如此,“权大一级压死人”。如果运气特别好,遇上圣君贤相,掌权者格外有才有德或格外开恩,臣民的日子可能好过一点,而无数历史事实证明,这是难得一遇的罕有事例,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截然相反,不但人人没有安全感,整个社会还可能演变为“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互害模式”,文化大革命的“群众专政”、镇压“黑五类”“黑七类”、人人过关、互相揭发告密、“清理阶级队伍”、一批又一批“揪斗潜藏的阶级敌人”……等等五花八门的人整人、人斗人现象,就是“互害模式”的最高典范,巅峰状态。与毛泽东的文革民粹极权比较,斯大林官僚制极权互害的波及面、受害者规模、对经济社会道德文化的破坏程度都远不能及。 十足吊诡的是,毛泽东的民粹极权却恰恰因为其“反官僚特权”的表象,激起了对法治宪政人权保障毫无知识的“广大人民群众”极大的民主热情,鼓舞着他们热烈投身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去,把那些享受官僚特权的各级党政干部“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揪斗他们,让他们坐“喷气式”,拳打脚踢扇耳光,让他们乖乖低头认罪,抄他们的家,把他们关进群众专政的牛棚……这是何等的称心快意啊!而这也就是所谓“第二种文革”“人民的文革”,人民群众热烈拥护的文革。请问,人民群众对文革罪行不负责任,他们完全是被骗上当,或是被恐惧驱使,不得已而为之吗? 文革首恶无疑是毛泽东,但文革也不是毛泽东一人胁迫强加的。作为前现代的非西方国家,1949年以来又受到马列主义的长期思想灌输,“国家主人”工人农民对个人自由、人权保障、法治宪政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我们工农要过上好日子”,却对非工农过不上好日子无动于衷;他们还指望“我们工农要掌权,有权就有一切”,而他们掌权的实质决不是什么“平等”,而是奴隶翻身成为奴隶主,高居人上享受特殊荣耀,尤其是享有迫害权——工农群众怎么会不欢欣鼓舞,热烈拥护文革,热爱伟大领袖毛泽东? 假设有人告诉他们说,没有法治宪政对人权的保障,工农也不会有安全感,同样随时可能受到政治权力的侵犯,他们也会嗤之以鼻说,我们是“红五类”,根正苗红,我们有免死牌,阶级斗争永远是我们斗别人,永远不会斗到我们普通工农群众的头上,而文革的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偶有例外也十分罕见。 “红五类”“出身好”就有免死牌,有权斗别人不被别人斗,劳动人民有什么理由不拥护文革,不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享受迫害权,对于迫害“黑五类”“阶级敌人”不但毫无心理负担而且欣快无比,人民群众对此不该承担任何责任吗?骗子诚然有罪,被骗就不该承担责任?教唆犯诚然罪大恶极,胁从犯就是完全无辜的?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同理,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人民与政府互为因果——这样说是不是更接近真理? 工人农民、“红五类”对文革负有罪责,其他人呢?知识分子、各界精英,甚至“黑五类”“黑七类”,他们难道就没有责任?他们当中有几个人曾经挺身而出,制止过对他人的迫害?改革开放四十余年后的今天,西方现代文明的影响无人可挡,翻墙的技术实际上人人可得,但又有几个中国人在关心这些堪称生死攸关的个人自由个人权利问题,政治制度问题?绝大多数中国人还不是苟活主义,明哲保身、远离政治,“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还不是“有奶便是娘”,谁给好处跟谁走?谁该为此承担责任,完全怪共产党吗?文革时毛主席、共产党不是天天在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吗,并没有让中国人民远离政治啊! 再深究一层,我反复强调,极权专制最致命的根本问题不是没有民主,而是没有个人自由、平等人权,没有法治和宪政,文革时、“解放前”乃至当下,有哪个中国人、又有多少西方人懂得这个国家治理最根本、最要害的第一原理,而谁又该为此承担责任? 照这样一层一层深入剖析,正确的结论恐怕只能是:追究责任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能够确认的恐怕只有一条:责任人人都有,但大小轻重差别巨大,不能一体看待(详见《马克思为什么是错的》“雅思贝尔斯论四种责任”部分)。 我要再一次恳请本书读者,务必睁大两眼看清人间现实,不要再用民粹民主和民主原教旨主义的迷魂汤灌昏自己——我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请你们认清一项十分冷酷的悲剧性事实,那就是:只要有马克思主义和其它社会主义思想观念影响着穷人、底层民众、“弱势群体”,多数人就不会跟右派走,不会跟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走,多数人是永远跟左派、跟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走的。不要误解人民,更不要高估自己;不要自欺欺人,继续做“一切民主都是好东西、有了民主就有了天下一切好东西”的虚幻美梦。民粹民主“很容易,小学生都懂”,自由宪政却不易懂更不易得,它难于创建却易于败坏,原因很复杂,其中一个至今鲜为人知的重要原因是:民主悖论+政治悖论,导致有限政府依然不足以保障人权,因此还需要有限政治。 我已经论证了:要保证自由民主不至于变态、腐化成为极端民主民粹民主,最关键的,是要建立有效的分权制衡的限权制度,限制党权、政府权力和其它一切政治权力,包括多数人的权力(左派认为还应该限制金钱和一切强势群体的权力),但是,经常被人忽视的是,这个“限权制度”包括“有限政府”和“有限政治”两方面,不仅仅是有限政府。忽视自由民主当中的有限政治原则,就很容易滑向政治狂热和泛民主化的错误方向。 2  有限政治 政治冷漠和政治狂热是两个极端,普通专制政府希望治下的臣民政治冷漠,不关心政治,而极权政府则相反,不满足于臣民的消极不反抗,而是需要臣民积极拥护,需要煽动政治狂热,这是区别专制与极权的重要指标。用这个指标衡量,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不再是极权主义,而是从极权往方向未定的其它政治制度转型中的,“变动中社会”或“转型中社会”。当下的中国不是政治狂热,是政治冷漠,而与自由民主制度相适配的政治文化(公民文化)是适度、中庸的政治参与,既不是政治狂热,也不是政治冷漠。 在各种极端主义派别当中,“政治挂帅”的政治狂热分子秉持一元价值观,一心想把政治弄成高于一切、笼罩一切的人生唯一要务,要让政治来解决一切问题,容不得政治疏离和政治冷漠。不错,政治确实重要,有时甚至生死攸关,但人世间并没有什么唯一重要的事。生命需要丰富的色彩,多元社会才有自由,有自由才有活力和创新,而“自由”当中理所当然应该包括不关心不参与政治的自由。与自由民主相匹配的“公民文化”处于政治冷漠和政治狂热两个极端之间,提倡理性冷静的适度政治参与(详见后文)。历史经验一再证明,政治狂热、持续发高烧必然导致情绪化,情绪化必然走极端,走极端的结果,就是秩序失控、剧烈冲突、社会动荡甚至爆发内战。所以,仅仅有了有限政府还不行,还要让整个政治领域理性、冷静,给政治活动降温,让政治——包括民主政治在内——归回常态、返回原位,回到它应有的有限地位上去,而这就是有限政治。代议制间接民主,中左和中右主导的中派政治,独立司法,温和中庸、不走极端的公民文化,等等,都是给激情澎湃、走极端的直接民主降温的办法。 […]
15.12.2025 22:12 👍 0 🔁 0 💬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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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地 | 新疆被沦为中共殖民地的真相 - 议报 来源:作者推特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的成立与扩张,并非如官方宣传般单纯是为“发展”和“稳定”新疆而设,而是中共实施系统性殖民策略的核心工具。 通过对历史档案、国际报告和官方文件的审视,我们可以看到兵团从军事占领到资源垄断的演变过程,这不仅仅是经济开发,更是一种人口替换和文化同化的长期工程。兵团的真实面目,揭示了新疆如何逐步沦为中共的殖民地。 一、军事殖民的起点 1949年至1954年间,解放军进入新疆后,整建制转化为兵团,这不是简单的“转业”,而是军事力量的就地殖民化。1954年10月7日,约17.5万现役军人被编入兵团,保留师、团、营、连等军事结构,甚至枪支未上缴。这与传统国企或农业集团迥异,它从一开始就是“穿着军装的移民机器”。根据历史研究,兵团的核心任务是定居边疆、开发资源,同时维护中共的控制。官方观点将此描述为“先进生产力示范区”,但国际观察指出,这是一种准军事殖民体系,用于巩固对新疆的统治。 兵团的扩张并非自然融入地方,而是通过“造城+吞城”模式实现。截至2023年,兵团控制11-12座城市,如石河子(1976年建市)、阿拉尔(2002年)等,实行“师市合一”制度:师政委兼市委书记,师长兼市长,地方政府无权干预。这不是地方自治,而是嵌入式军政合一扩张,类似于殖民地内的平行统治结构。官方文件强调兵团的“特殊作用”,如维稳戍边,但批评者认为这是对原住民的系统挤压。 二、资源垄断与人口替换的现实 先控制水源,再圈占耕地,然后设团场,最后升格为城市。 典型案例如2010年巴楚县2/3土地被划入第一师,Shorköl水库被兵团控制后,土地“合法转移”。这导致“哪里有水,哪里就有兵团;哪里有兵团,原住民就被挤出”。兵团占地7.06万平方公里(约新疆5%),耕地124.48万公顷(约新疆1/3),控制最好的水土资源和产业链。 官方宣传兵团为“发展”和“扶贫”,但其真实职能包括军事控制(民兵、武警、应急镇压)、人口替换(系统移民安置)和资源垄断(水、土、农牧、边贸)。国际报告指兵团参与强迫劳动和人权滥用,如对维吾尔穆斯林的强制转移和文化同化。例如,人权观察组织报告显示,兵团在“闲置劳动力”计划下强制劳动,影响农业和制造业供应链。这与殖民主义相似:通过移民和资源掠夺,实现对本土人口的边缘化。 兵团的结构——14个师、185个团场、11个城市——并非边角地带开发,而是嵌入新疆的平行统治体系。官方网站描述其为“党政军企合一”,但这正是殖民的标志:兵团不是新疆的一部分,而是覆盖其上的控制网络。 三、历史上中共几次大屠杀案例 兵团的军事控制职能,在历史上多次以血腥镇压形式显现,制造了多起针对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的大屠杀事件。这些事件不仅是维稳的极端手段,更是殖民统治的暴力支柱,旨在通过恐惧压制反抗,推动人口替换。 1962年伊塔事件:新疆伊犁和塔城地区爆发示威,民众抗议汉人大量移民、土地被抢和饥荒。时任新疆军区司令王震下令军队开枪扫射,手无寸铁的市民死伤无数,导致至少数百人死亡。此后,约20万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边民集体外逃,酿成“现代出埃及记”。官方称其为“反革命暴乱”,但国际历史记录证实这是中共对民族不满的系统屠杀。 1990年巴仁乡事件:阿克托县巴仁乡维吾尔人起事,反对中国统治和强制堕胎政策。约200-300名武装分子袭击政府大楼,喊出“建立东突厥斯坦”口号。中共部署武装警察和解放军镇压,官方报告23人死亡(16名武装分子,7名警察),但东突厥斯坦流亡政府称其为“巴仁屠杀”,指当局过度使用武力,逮捕近8000人,进一步收紧新疆政策。 1997年伊宁二五事件:伊宁市维吾尔人示威反对宗教限制和极端主义宣传禁令,迅速演变为暴力冲突。示威者烧毁证件、袭击平民,官方统计7名汉族群众死亡、198人受伤。但维吾尔组织和外媒报告死者逾100人,指警方使用警犬、催泪弹和高壓水枪,甚至开枪镇压,造成“伊宁屠杀”。事件后,1600人被捕,30名组织者被判重刑。 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源于韶关工厂维汉冲突,乌鲁木齐维吾尔人和平示威要求调查,后演变为骚乱。官方报告197人死亡(多数汉族)、1721人受伤,但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估计600人死亡,指中共警方使用致命武力、特务挑衅,并进行大规模逮捕和失踪。人权观察记录43起强迫失踪,称这是中共制造的“大屠杀”。 这些屠杀事件反复证明,兵团的“维稳”职能往往以集体惩罚形式出现,加剧民族仇恨,推动汉族移民主导的“人口替换”。国际社会多次谴责此类暴行,但中共始终否认,视之为“恐怖主义”。 四、习近平时代的新疆集中营 在习近平上台后,新疆的殖民控制进一步升级为大规模拘留系统。 自2014年启动“打击暴力恐怖主义”运动以来,2017年习近平政府大幅扩大“再教育营”网络,这些营地官方称为“职业教育和培训中心”,但国际上普遍认定为集中营或拘留营。 由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主导,该系统拘留了超过100万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乌兹别克人等穆斯林少数民族,旨在通过强制同化、宗教清洗和强迫劳动实现文化灭绝。 营地建设高峰期在2017-2018年,卫星图像显示新疆至少380个拘留设施,包括政治教育营、审前拘留中心和监狱。 据美国国务院估计,2017年4月至2018年12月期间,约200万人通过这些营地。 拘留理由荒谬,包括发送古兰经短信、海外亲属或戴头巾等“极端化”迹象。 营内条件恶劣:系统性酷刑、洗脑教育、强迫学习汉语和赞美习近平的思想,以及性暴力报告频发。 AmnestyInternational报告显示,营地旨在“摧毁伊斯兰信仰”,强制学员感谢习近平而非真主。 尽管中国声称营地于2019年后“关闭”或转型,但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2020年调查显示,拘留设施仍在扩张,新建高安全监狱取代旧营。 这一系统不仅是兵团军事控制的延续,更是习近平“中国化”宗教政策的极端体现,推动新疆的“人口替换”进入新阶段。 联合国和多国政府指控此为“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但中共否认,称其为“去极端化”成功范例。 五、不可抹灭的历史真相 兵团的成立与扩张,不是为了“自然改变”,而是中共的长期人口与资源重构工程。 历史显示,兵团从1954年起就扮演殖民角色,类似于帝国主义时期的定居点建设。尽管官方强调其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但国际制裁(如美国针对兵团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暴露了其在人权问题上的角色。 在X平台上,相关讨论显示分歧:一些帖子批评兵团为“集中营”或强迫劳动工具,而官方叙事突出其发展贡献。然而,事实表明,兵团的扩张加剧了新疆的民族紧张,推动了汉族移民主导的“人口替换”。 新疆沦为殖民地的真相在于:兵团不是经济实体,而是中共维持控制的军事殖民工具。通过资源垄断、人口工程、血腥镇压和集中营系统,它实现了对新疆的不可逆的改造。历史不是被动改变,而是被专制制度推动的殖民进程。只有直面这一真相,才能理解新疆的现实困境。 【转载请加上出处和链接:https://yibaochina.com/?p=257117】【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14.12.2025 16:48 👍 0 🔁 0 💬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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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洛 | 中国为何支付厄瓜多尔4亿美元赔偿金 - 议报 题图:厄瓜多尔科卡科多-辛克雷水电站,图片来源:中国电建 中国开始为一带一路工程中的质量缺陷买单 摘要 中国电建是中共100个特大型央企之一。2010年拿下厄瓜多尔科卡科多-辛克雷水电站工程总承包合同的中国水电公司本是三峡集团的下属子公司。2011年中共组建中国电建,中国水电公司划归中国电建。2010年7月科卡科多—辛克雷水坝工程正式开工,虽然工程延期了10个月和造价几次攀升,2016年11月工程终于发电投产。习近平亲赴厄瓜多尔参加开工发电庆典,足见中共一把手对这个工程和中国电建的重视。庆典过后不久,工程质量缺陷和对生态环境破坏的问题被媒体揭露。中共企业行贿、政府官员贪腐的问题也浮出水面,积极倡议建设社会主义并支持引进中资的总统流亡比利时,副总统和几位部长进了监狱。 2021年厄瓜多尔政府向国际商会仲裁法院提出仲裁,要求中国电建赔偿5.8亿美元。2023年《华尔街日报》撰文通过科卡科多-辛克雷水电站的案例揭露一带一路工程中的质量、债务陷阱和腐败问题。中共新华社率领媒体予以反击,指责这是造谣。2024年中国电建提起反诉,指责厄瓜多尔方面违反了合同。 2025年中国电建承诺向厄瓜多尔政府支付4亿美元赔偿金,以补偿由科卡科多-辛克雷水电站工程缺陷质量问题所造成的损失。这是一带一路工程中因质量缺陷被外国政府索取赔偿金成功的一个案例,由此打开了一带一路工程的受害国向中共央企索赔的大门,后果无法预计。但是鸭子的嘴永远是硬的,有“专家”认为,索赔5.8亿美元,赔偿4亿美元,拿回经营权,中共又赢了一把。 一、中共央企拿下科卡科多-辛克雷水电站工程的全包合同,打开了进入拉美的大门,成功地占领了厄瓜多尔这个桥头堡 中共一直宣称是亚非拉国家的朋友,但是之前很少涉足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这是因为这里是美国的后院,多年来一直是美国与古巴激烈争夺势力范围的地方。此外还因为这里许多国家与台湾的中华民国建有外交关系,与中共关系比较疏远。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制度不同于中共,实行全民自由选举,各个政党之间,就是一个政党内也有不同政策的竞争,因此政府更迭频繁,左右摇摆,政策多变,常常一届亲古巴政府上台,四、五年后通过选举,另一届亲美国政府上台。笔者在拉美国家旅游时,对此深有体会,当时正赶上某国大选,亲美和亲古巴派在选票上的差距就在毫厘之间。同时也处处可以感受到中共央企在拉丁美洲势力的不断扩大。 科卡科多—辛克雷水坝工程位于厄瓜多尔的多尔纳波省科卡河,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以东100公里的雷文塔多火山附近,以发电为主要工程目标。发电机装机容量为150万千瓦,设计平均年发电量为88亿千瓦时,占全国总发电量230亿度的38%多,部分电力还计划将出口至哥伦比亚。对比中国电建设计和建设的金沙江双江口水库大坝工程,发电机装机容量为200万千瓦,设计平均年发电量为77亿千瓦时,就会发现两者的差别。 2009年三峡集团旗下的中国水利电力建设集团公司(简称中国水电)与业主厄瓜多尔国有的科卡科多—辛克雷公司签订了科卡科多-辛克雷水电站工程总承包合同(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总承包项目是指公司受业主委托,按照合同约定对工程建设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试运行等实行全过程的承包。当时中国水利电力建设集团公司还是是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2011年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电建)成立,中国水利电力建设集团公司划归中国电建。 中国水电拿下科卡科多—辛克雷水电站工程总承包合同的地缘政治意义非常重大,这是中共央企第一次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拿下总承包合同,拿到了进入这一地区大门的金钥匙。签订合同时还没有一带一路工程这个概念。不久中共提出了一带一路工程,通过科卡科多-辛克雷水电站这个总承包合同,厄瓜多尔就成为中共进入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桥头堡。 笔者认为,中国水电之所以能拿下科卡科多-辛克雷水电站工程总承包合同是有三大优势: 第一,是联合作战,中共的外交、银行、宣传、科技、工程多部门联合作战,不是中国水电一个公司的单兵作战; 第二,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总造价85%的买方信贷(厄瓜多尔在2008年债务违约后,通往国际资本市场的大门就被关闭了); 第三,中国水电在竞争合同时有意压低报价(签订合同时为17亿美元,最终上升到27亿美元)。 中国水电为获取在拉丁美洲的第一份总承包合同,吃相比较难看。明明科卡科多-辛克雷水电站的选址和主要设计,不是出自中国水电之手,和中共央企没有直接的关系。1927年9月美国一位名叫约瑟夫·H·辛克雷的地质学家发现了在这个地方可以建设水电站。现在科卡科多—辛克雷大坝工程中辛克雷就是为了纪念这位美国地质学家。1986年2月,厄瓜多尔政府组织科卡科多—辛克雷大坝工程可行性研究,意大利与比利时的公司参与,1992年完成了可行性研究报告。大坝工程的选址和大坝工程建设的初步设想在那次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已经落实。2008年8月,意大利ELC公司在1992年可研报告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了科卡科多—辛克雷大坝工程设计工作。大坝的选址和设计工作都是由其他的外国公司完成的。大坝工程选址距离活火山太近,风险太高;大坝所在区域地震活动太强,造成数千道裂缝正在瓦解坝体;大坝工程设计不合理,以至于水库被淤泥、沙子和树木堵塞等等,中国水电都不具有“原罪”。 但是——,2009年10月5日中国水电签下的是总承包合同,总承包合同中包括了水电站的选址、地质调查和工程设计等等的程序和费用,作为总承包合同的签约方就必须承担所有选址和设计错误的责任,哪怕这些错误,包括地质勘测错误,最初都不是出自中国水电之手。 二、2016年习近平亲自到厄瓜多尔按下科卡科多-辛克雷水电站正式发电的按钮 2010年7月科卡科多—辛克雷水坝工程正式开工。 尽管科卡科多-辛克雷水电站工程进行得不是一帆风顺,比如工地出现过重大事故,中国水电以各种理由提高了造价,总造价从最初的17亿美元上升到了27亿美元,但是工程在延期近10个月的时间后最终得以完成。而且习近平允诺将携带夫人彭丽媛亲赴厄瓜多尔首都参与这一庆典。对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和他的团队是最大的支持,对中国水电,以及中国电建更是莫大的荣耀。 2016年11月17日习近平携夫人彭丽媛在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陪同下抵达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对厄瓜多尔进行国事访问,总统科雷亚和夫人亲自到机场迎接。这次习近平访问厄瓜多尔的一个重要活动,就是11月18日参与科卡科多—辛克雷水坝工程竣工发电的视频连线活动。在科卡科多—辛克雷水电站,专程前往现场的厄瓜多尔副总统格拉斯通过视频介绍了项目完成情况。之后两国元首共同按动按钮,科卡科多—辛克雷雷水电站正式竣工发电。 图2:2016年11月18日习近平与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共同出席科卡科多-辛克雷水电站竣工发电视频连线活动,这是两国元首共同按动按钮,辛克雷水电站正式竣工发电。图片来源:如图所示 三、科卡科多-辛克雷水电站的工程质量、生态环境破坏和腐败问题被曝光 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花园,美国人对这里发生的一切都看在眼里。 2018年12月26日《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在厄瓜多尔建了一座大坝,它带来了什么?》 的文章,揭露这个水坝工程的选址、工程质量、贪污受贿、无法还贷等问题。“大坝机械出现7648道裂缝”是媒体普遍关注的一个重点。据报导,“储存该项目供水的水库大部分地方都塞满了小树和灌木。由于沉淀物太厚,船只有时会被搁浅。大坝的工作人员说,设计缺陷导致的淤塞只是诸多问题中最新的一个。早在2014年,技术人员就注意到中国制造的不锈钢设备出现了裂隙。那年12月,一条隧道出现进水和坍塌,13名工人因此丧生。据报导,一名高级工程师把有关记录递到了科雷亚总统那里,要求向他做简报介绍存在的问题。据前官员说,这名工程师几天后遭解雇……根据政府的数据,由于钢材质量不合格和中国水电的焊接不当,大坝的机械设备目前已经出现了7648处裂缝。泥沙淤积也是一大问题,因为它们会损坏重要设备。” 图3:由于设计问题,水库出现了泥沙和树木的堵塞。 Federico Rios Escobar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水库大坝的运行,破坏了科卡河泥沙输送的自然平衡,致使大坝上游河长遭受剧烈的“溯源侵蚀”。因大坝的阻拦,泥沙沉淀在水库中,下泄河水泥沙含量减少而更具有冲刷力,无序地侵蚀了下游河床(笔者注:与三峡大坝工程一样的问题,只是中共不让谈三峡大坝工程的问题)。 四、科卡科多-辛克雷水电站导致厄瓜多尔圣拉斐尔大瀑布的消失 位于科卡河的圣拉斐尔大瀑布是厄瓜多尔最高的的瀑布,也是最著名的旅游地。2020年2月2日,侵蚀最终使得厄瓜多尔最大的圣拉斐尔大瀑布底部被掏空,最后轰然倒塌,最终从地球上消失(笔者注:三峡大坝工程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何尝不是如此)。根据2020年4月3日《大纪元》一篇题为《厄瓜多尔最高瀑布神秘消失 背后原因待查》 的报道。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3月份拍摄的照片证实,厄瓜多尔最迷人的景点之一——圣拉斐尔瀑布已经消失。位于科卡河上的圣拉斐尔瀑布是厄瓜多尔最重要的旅游胜地之一。这条厄瓜多尔最高的瀑布从46米的空中坠下,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在断崖下的“火山口”里激起大量水雾,颇有“银河”从天而降的壮观气势。这里每年都吸引成千上万的人前来观光。然而,这条大瀑布如今已经消失不见。这种变化甚至在太空中都能看到,来自NASA的卫星于2020年3月15日记录下该瀑布及其周围流域,与2014年8月4日拍到的瀑布景观相比较发现,河道中瀑布形成的白色区域已经消失不见。 图4:为NASA于2012年11月28日拍到的厄瓜多尔最高瀑布——圣拉斐尔瀑布(San Rafael Waterfall)。(NASA) 图5:干涸的圣拉斐尔瀑布,图片来源:如图所示 图6:左图为NASA于2014年8月4日拍摄到的厄瓜多尔最高瀑布——圣拉斐尔瀑布(San Rafael Waterfall),而在2020年3月15日的记录中(右图)该瀑布已经消失不见。(NASA) 根据中国气象爱好者2020年3月30日在《QQ》上发表的《怪事发生!厄瓜多尔最高瀑布神秘“失踪”,NASA卫星拍下前后变化》 文章指出,为什么河谷出现了坍塌?目前的原因正在调查中。一些地质学家认为,变形是自然发生的,而另一些研究人员则怀疑,变形可能与该国最大的水力发电厂的新建设有关。无论原因如何,厄瓜多尔旅游部都不打算重建河床或恢复圣拉斐尔瀑布的景观,这个壮观的瀑布景观可以宣布只能存在于历史照片中了。瀑布的消失对于当地来说当然是莫大的损失,这一地区就这样消失了一个景点,而瀑布消失并且后续可能引发的一系列河道则可能对这一地区的生态系统产生复杂的影响,不排除一些珍稀物种可能要在这一变化中濒危甚至消失,这意味着可能要更多的遗憾。 CNN报导,厄瓜多尔环境部(MOE)专家认为,该事件要归因于2月初的上游改道至地下。该国技术人员对瀑布做了考察,并报告说,“在瀑布落下之前的河道有可能被破坏” 。不过,他们当时无法确定确切原因,这是自然现象还是在河上建造水电站所致。也有专家指出,由于科卡科多—辛克雷水坝工程的投产发电,导致大坝上游河长遭受剧烈的“溯源侵蚀”,侵蚀最终掏空了产生瀑布的断崖底部,导致断崖崩塌,瀑布消失 。 五、厄瓜多尔政府向国际商会仲裁法院提出仲裁申请,要求中国电建赔偿5.8亿美元 […]
14.12.2025 16:06 👍 0 🔁 0 💬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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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尧 | 被审查的笑:郭德纲相声与权力遮羞布 - 议报 “我是一条沉睡千年的蛆,一旦醒来,便会恶心全世界。” 这一自嘲之语出自郭德纲的相声演出,却迅速引发封禁。据传,此句触动了官方敏感神经,将其解读为对体制的无力嘲弄。实则,此段子在相声界流传已久,早年无人留意其潜在锋芒;如今被放大为威胁,缘于某些听众的对号入座。这种解读并非偶然,而是审查机制的惯性投射:任何话语一旦触及集体自我的伤疤,即被赋予颠覆性。 自嘲本质上是一种解构策略,此句颠覆了国人长久引以为豪的拿破仑警句——“中国是一头沉睡的雄狮,一旦醒来,无人能阻挡”。这一叙事曾是民族复兴的隐喻,寄托从屈辱到崛起的宏大幻梦。然而,在当下语境中,它已被权力挪用为自恋的道具。凑巧的是,恰逢法国总统马克龙于2025年11月访华,其一举一动——从故宫驻足到中法峰会上的姿态——无不模仿拿破仑的帝王风范,将历史浪漫化为外交修辞。 郭德纲的“蛆”则反其道而行之:非雄狮的咆哮,而是蛆虫的蠕动,暴露觉醒后的尴尬与丑陋。这种对比不只是幽默的逆转,更是文化批判的镜像。它提醒我们,权力往往通过美化“沉睡”来掩盖现实的腐朽;自嘲的蛆虫,以低贱的视角刺穿雄狮外壳下的空洞,揭示民族叙事的双重编码——自豪与自卑的交织。在审查的凝视下,此句的“恶心”不再是笑点,而是禁忌的回音,预示任何解构都将付出沉默的代价。 所谓“荤段子”的“投诉”迅速上报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后,12月5日,该局约谈德云社,要求立即整改并下架涉事视频,认定内容违反文化表演规范。到12月7日,中国曲艺家协会公开表态,强调维护“风清气正”的行业氛围,并拟定相声分级制度——郭德纲本人未出席会议。风波余波未平,北京自11月起推行新规: 相声演出须事先提交全部段子审核,获备案号后方可登台,并严格“照稿表演”,禁止即兴发挥。 此事并非孤立,而是当代中国审查机制对艺术讽喻的典型回击。相声本以夸张、谐音和隐喻为生,却在层层话语控制下,从社会批判的镜像退化为无害的娱乐道具。它暴露审查的深层逻辑:以“低俗”为幌子,封禁任何潜在的权力镜像。这种机制不仅扼杀幽默的韧性,更在艺人自审与公众沉默中,重塑社会话语的边界——审查如权力的遮羞布,表面遮掩裂痕,实则在每一次封堵中暴露其脆弱与荒谬,最终沦为掩耳盗铃的自曝其丑,铸就历史性的小丑形象。 对此,网络上疯传一句谚语:“你可以嘲笑一个男人不是男人,但不能嘲笑一个太监不是男人。”此谚语表面粗俗,却精准捕捉权力的动态:前者是可逆的性别讽刺——男人可通过行为“证明”阳刚;后者则触及不可逆的生理禁忌,太监的阉割乃权力施加的永久标记。在郭德纲事件中,类比相声的“伦理哏”:日常荤段子如嘲笑“男人不是男人”,可被视为无害消遣;但若影射“太监”——权力阉割的象征——则成不可容忍的亵渎。从符号学视角,此谚语揭示“禁忌的断裂”:嘲讽的边界由权力划定。正常男性的“不是男人”仅为暂时的失败,社会可借笑声修复;太监的嘲讽则直指阉割起源——帝王为巩固权力的暴力。米歇尔·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论及,权力通过“话语形成”生产真理,太监作为身体的“标记”,其嘲讽破坏了权力的“自然化”叙事。在汉语语境中,太监象征宦官专权,民间笑话常以此为靶,却屡陷文字狱。 安格斯·弗莱彻在《讽喻》中将此深化为“动态象征系统”:讽喻非简单比喻,而是寓言核心的展开。“太监”代表被阉割的主体性,嘲笑“男人”停留表层(阳刚暂缺),嘲笑“太监”则刺入权力内核,暴露暴力起源。郭德纲相声的“低俗”指控正源于此:荤段子本为无害镜像,却因潜在“太监”影射(如对“国有院团”的无力讽刺),触发禁忌。此断裂凸显讽喻的双刃:它解放压抑欲望,却在权力凝视下自毁。最终,此谚语警示:幽默的自由度由禁忌深度决定,嘲讽愈近权力伤疤,愈容易被封杀。 郭德纲的遭遇,与历史上的政治荒唐遥相呼应,却在当代语境中更显压抑。早在唐末五代,吴越国君主钱镠时,有人献诗“一条江水槛前流”,因“前流”谐音“钱镠”,被视为影射君主,酿成杀机。宋人瓦肆“说诨经”以“官府如大海,百姓如鱼虾”嘲贪腐,借琐碎暴露制度裂隙。明清文字狱则推向极致:明太祖朱元璋时期,佥事陈养吾诗“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被解为讽刺时政,直接投江处死;清代雍正帝闻书生吟“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曲解为讽满族“无文化”,酿成大狱;乾隆时期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明月满江流”句解为反清,凌迟波及数十官员。这些古例中,权力以过度解读回应镜像般的讽喻,将艺术扭曲为威胁,诗词隐喻或谐音成罗织罪名的利器。尽管权力机构始终不遗余力地封堵和打击民间的各种讽喻,但文化中历来就有嘲弄和调侃权力的传统,如《三国演义》的开篇即言“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此调侃小说中人物事件围绕争权夺利的荒谬,将历史严肃性转化为永恒的笑柄。 当代审查机制的精妙在于伪装与渗透。以“低俗”为由封禁讽喻,已成标准策略,将政治敏感转化为道德高地,避免直接对抗,却暴露话语操控的虚伪。郭德纲案中,举报聚焦12处伦理哏与8个“屎尿屁包袱”,忽略其净化功能;实则剥夺批判合法性,福柯视此为“真理体制”的生产,审查者垄断道德话语。此伪装源于儒家“正心诚意”,却扭曲为工具:明清禁书多以“淫秽”掩盖异见,当代则内化于艺坛自审。双重危害显见:制造“道德恐慌”,逼从业者内化审查,如德云社火速下架视频;忽略讽喻的象征净化,弗莱彻论其释放社会张力,低俗表象下藏道德诉求。 郭德纲相声本以笑疗“畜类”现象,却被标签封杀,凸显荒谬——禁低俗,实禁真相。此机制非保护文化,而是文化自杀:讽喻灭,社会失镜像,权力自嗨成独角戏。更深层,它依赖微观网络渗透,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描述,权力通过日常话语如备案新规,悄然瓦解创作自由。相声从即兴艺术沦为“照稿表演”,不仅扼杀节奏与惊喜,更制造寒蝉效应:艺人预判禁忌,自行阉割段子,幽默渐趋八股。 此类案例在中国当代艺坛比比皆是。2019年,李诞在《脱口秀大会》调侃“作风优良,能打胜仗”,被指影射军方,节目下架,李诞道歉,平台暂停合作——脱口秀从锋利讽刺退为安全闲聊。电影领域同样严苛:2023年《满江红》删减历史隐喻桥段,虽票房破45亿,却在海外遭抵制;2025年,独立电影转向台湾,多部纪录片在台北影展首映,却面临大陆观众断层;香港以国家安全禁13部影片,罚款上限升至百万港元。这些案例共通:审查不限于显性禁令,更通过举报与协会自律,制造公众“道德围猎”,艺人从创作者沦为审查共谋者。结果是创作生态凋零:范冰冰近日感叹,中国电影题材缺乏多样性,10月票房不及2014年同期。 后现代视角下,福柯的权力/知识与弗莱彻的象征模式交汇,剖析此循环:话语权力弥散于备案、举报与自审,审查非外部强制,而是内部生成;“低俗”叙事边缘化讽喻,却无法抹灭其反话语潜力。郭德纲的“畜类”如寓言代理,象征体制异化,其被禁证明双重编码——娱乐与抵抗并存。米兰·昆德拉在《笑忘录》中深化此洞见:人与权力的斗争,即记忆与遗忘的斗争。独裁者通过抹除历史与严肃叙事维持权威,而笑声如镜像重现被遗忘的荒谬,破坏意识形态的庄严伪装。郭德纲相声的谐音与夸张,非低俗,乃对权力自恋的解构;审查则成遗忘工具,迫使社会遗忘笑声的解放潜力。 郭德纲的遭遇,与前苏联斯大林对民间笑话的恐惧遥相呼应,却在当代语境中更显压抑。斯大林视此类幽默为颠覆权威的毒药,曾下令清洗多名讲笑话者,如1930年代的“反苏笑话”受害者多遭古拉格劳改。1953年3月1日晚间,他在昆采沃别墅突发脑溢血,瘫倒在地毯上,伴随尿失禁和意识模糊,却无人敢立即干预。身边保镖与亲信畏于其严苛规矩,迟迟未破门而入,直至次日清晨才发现其惨状。更讽刺的是,此前斯大林亲手策划的“医生阴谋”案已将顶尖医界精英大批逮捕,民间笑话流传“斯大林的医生都笑得太早了”。待医生仓促赶至,他已陷入昏迷,直至咽气。这一过程不仅是生理衰亡的记录,更是权力自噬的寓言:独裁者以清洗笑话为饵,却在临终的沉默中,成为自身恐惧的囚徒。它证明,笑声的回响并非虚妄,而是嵌入极权肌理的腐蚀剂,迫使权威在最脆弱的瞬间暴露其空洞本质。 共通之处在于,幽默不直击权威,而是通过变形反射其荒谬。正如弗莱彻所述,这种象征模式构建平行世界,允许批判而不碰撞核心。郭德纲的“畜类”本是传统修辞,却被放大为体制影射,整改后在网络永存,证明禁令反成放大镜——但在当代中国,这种韧性正面临系统性侵蚀。然独裁者对笑声的恐惧更深,乃存在性:笑声不具实体威胁,却如昆德拉的“记忆之剑”,刺穿权威外壳。极权依赖“天堂梦想”的叙事——统一、和谐、神圣——而笑声暴露荒谬,将统治者贬为小丑,瓦解崇拜幻觉。弗莱彻的象征模式放大此点:笑声构建平行镜像,代理压抑批判,传染性严重威胁伟光正叙事的单一性。 历史证明,此恐惧非妄想:秦焚书坑儒后“道路以目”的无声抵抗——出自《国语·周语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实为笑声潜伏;斯大林之死就源于对笑话清洗的回响。郭德纲事件中,“畜类”梗网络永存,便是镜像反噬——审查封杀表演,却放大笑声回响,证明权力非永恒,而是可笑幻影。在当代,此非对称加剧张力:人民恐惧转为麻木,独裁者恐惧催生伪装,如张贴“低俗”标签,将笑声降格为道德污点。于是,此动态铸起恶性循环:恐惧笑声的权力愈严苛,愈暴露自卑,笑声则在地下酝酿和传递变革的潜流。 另外,我们也不难发现,过度审查的社会影响远超艺坛,它渗透日常生活,造就文化贫瘠的荒漠。首先是扼杀创新:相声“照稿”、电影避敏感、脱口秀绕性别,创作从探索人性退为公式宣传,社会镜像碎裂,公众难辨真实,导致集体想象萎缩。经济后果严峻:2025年上半年喜剧演出增54%,却因审查缩水135%潜在销售,拖累文娱产业,放大青年失业与消费疲软。其次,它制造心理孤岛:寒蝉效应下,艺人与观众双向沉默,笑声从宣泄转为自保,公众丧失批判肌力,易于道德恐慌操控,如性别笑话禁令强化二元对立,加剧社会撕裂。最终,国际孤立加剧:如独立片流亡台湾、香港禁片潮,削弱软实力,海外视审查为威权标签,阻断文化交流,国内青年拒斥假大空而转向地下meme或海外平台,酿成颜色分裂。 究其根源,审查机制不是守护传统,纯属权力自保幻影:福柯微观网络凝固为监视牢笼;弗莱彻象征净化扭曲为异见清洗;昆德拉笑忘二元成审查镜像——遗忘历史,禁锢笑声。审查的悲剧在于,它非止于艺术,乃社会灵魂阉割——镜像灭绝,个体迷失集体幻觉,变革潜流虽在“道路以目”的私语中酝酿,却需更高代价觉醒。 当然,任何审查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如今的网络的回响与全球性的注视,正悄然蚕食其合法性。与此同时,讽喻的韧性也在此显露无遗——它不会灭失于任何禁令,而是如眼神,在网络时代化作数字回音,等待镜像重聚。严格来说,能被审查的笑声从来就不是消遣,而是解放之声:当帷幕撕裂,权力将无处遁形。 愿艺坛先驱如郭德纲,坚持“艺高人胆小”的倔强,让讽喻之光刺穿审查黑幕,照亮话语自由的幽暗长径。 2025-12-11 长沙 【议报首发,转载时请务必在正文之前加上出处和链接:https://yibaochina.com/?p=257083】【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11.12.2025 15:34 👍 0 🔁 0 💬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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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胜春 | 中国公民边控案例实名报告 - 议报 尽管中国政府于 1998 年 10 月在纽约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是中国政府却一直无视《世界人权宣言》的明确规定,任意使用边境控制(不许公民自由离开中国,或者不许公民自由进入中国)这一手段长期迫害人权捍卫者和他们的家人,长期整体控制无辜的藏人和维吾尔等其他族裔的人
11.12.2025 14:34 👍 0 🔁 0 💬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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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想天開】陳志衡|流血的土地(人權日特稿) - 议报 這不是一首「優美」的詩,卻是一首必須被聽見的詩。在當今中文世界,能以15歲年紀寫出這樣的作品,既令人心疼,也令人起敬。願那「高聳入雲的牆」真的如少年所願,終有一天在歷史與記憶的書寫中衝垮。
10.12.2025 18:49 👍 0 🔁 0 💬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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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民 | 2025年香港立法会选举:沉闷的建制派内部竞争与“已预定”的新老交替 - 议报 12月7日,香港举行2025年立法会选举,由选举委员会界别、功能界别、分区普选,分别选出40、30、20共90个席位。8日清晨,选举结果全部出炉。在民主派缺席、中间派也寥寥无几的选举中,建制派包揽全部90个议席(包括几位原中间派人士转入建制派者)。这也是2021年立法会选举后,建制派第二次完全垄断香港立法机构。 在各建制派政党具体得票和议席上,第一大党民建联在民选得票上比2021年大幅下滑,在功能界别总得票率也下滑,但得票率仍居第一,且因选委会界别上获议席增加,总席位还从19席增至20席。代表工商业界的经民联凭借功能界别和选委会获8席,列第二;亲北京的建制派左翼政党工联会普选得票有所增加,共获7席,列第三。亲商建制派自由党列第四,在中产中较有优势的新民党列第五。其他小党和以个人名义参选者分获其他席位。 本次选举并没有什么悬念,公众热情也不高。这根本上当然是因为民主派已经被排除出了本次选举。曾经叱咤风云的传统泛民大党民主党、社民连、公民党等,要么已解散要么实质停摆,本土激进派更销声匿迹。 而非建制的中间派政党和人士本就力量微弱,且同样在政治高压下逐渐退场。还有的中间派倒向建制派,如本次当选议员的方国珊,长期被视为中间派人士,但据信近年她也获北京支持,趋向成为建制派一员。其他在选委会和功能界别赢得议员而无党派所属的“独立人士”,实际也都是建制派身份和立场。 而近日香港又发生宏福苑火灾并造成严重伤亡,各政党和候选人均因此停止了高调竞选宣传,转而低调竞争。火灾也转移了公众视线和传媒焦点,让这场本就缺乏悬念的选举更静默和沉闷。 当然,本次选举并非完全没有看点,具体分析也有一些值得讨论之处。 首先,本次立法会选举是新老交替规模较大的一次。在90名2021-2025届立法会议员中,超过三分之一不再竞选连任。其中包括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新民党领袖叶刘淑仪等香港政坛名人。而本次参选者中首次参选者占比达三分之二。这场“新老交替”并非纯粹自然进行,而是北京方面授意、建制派协商安排的结果。而年龄也非这场“新老交替”的最重要原因。 长期以来,香港建制派忠诚于中央政府、配合港府,也得到北京支持、获得物质和政治资源回报,起到保持香港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作用。老一代建制派在对抗泛民主派和本土派的政治斗争中,也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但随着时势变化,中央和港府对建制派有了更多期待和更新要求,而老一代建制派不再那么符合心意。随着民主派的消亡,北京方面更倾向“知根知底”和更“自己人”的人士出任议员,确保对香港立法机构的更有力的掌控,让各项政策更好服务于北京方面的“大局”。 据《南华早报》等媒体报道,本次选举与大陆有直接政治和商业关系的候选人较上届大幅增加。这就显著体现了北京试图更直接控制香港的倾向。而随着与大陆关系紧密的人士进入立法会和各重要机构,香港相对中国大陆的特色将淡化,“一国两制”也会被进一步削弱。 另外,2019-2020年反修例运动中,部分建制派的表现也不能让北京满意,早有换人之意。一些建制派老人影响力大,又和其他建制派精英抱团,形成利益网络、在香港业界和基层根深蒂固,不完全听命中央,对北京而言是“尾大不掉”的麻烦。有的建制派人士近年时常批评港府,也让上意更倾向于更换这些“不太听话”者。而老的建制派懒惰和腐化问题及一些丑闻,也让上下都有不满。 而保送新人上位,则可以更好的选上符合中央和港府意志者,也更容易控制这些根基浅薄者。同时,上层也希望新人符合香港“新常态”、带来“新气象”,并改善建制派不佳的形象。本次“新老交替”规模很大,但参选的热门新人,基本都是已得到建制派推荐、被中联办肯定、当选几成定局者。“旧人”离去后,议员位置已被“预定”给特定的“新人”。 虽说本次选举从技术层面,确实如官方所说“每个席位都有竞争”,但不仅都是建制派内部竞争,且谁会当选、谁只是“陪跑者”,根据选前各种迹象已可大致判断。尤其选举委员会界别和功能界别选举,竞争性弱、确定性强,绝大多数席位选前即已落定。 纯粹从数据看,本次选举竞争性也不强。现在香港立法会共计90个议席,仅161名候选人参选。其中选委会界别由1500名委员会成员(成员为各行业领袖、要人、精英、利益代表)选出40位议员,获准参选者50人,当选概率80%。一些不受普通选民欢迎、不愿面对选民质问、但被上层中意的人物,也可以被塞进选委会界别议员候选人中,绕过大众民意,由选委会将其选上。 而各功能界别的每界别是2选1(特殊的劳工界5选3、社福界3选1),其中过半界别两个候选人票数差距悬殊,选前谁胜谁败已心知肚明。 如旅游界,江旻憓以131票,战胜仅获23票的另一候选人马轶超;航运交通界,林銘锋以162票战胜27票的冯佳培。虽也有得票胶着的界别,如渔农界陈博智以82票险胜79票的杨上进,建筑界当选者刘文君获2157票、与落败者林家辉的2040票相差不大,但也只是业界精英选举,难以充分代表民意。 最能代表民意取向的地方选区直选,共分十个选区,九个选区都是五位候选人争夺两个席位,九龙中区则是六选二,共20席。其中四个选区的两位当选者得票大幅领先落选的得票第三者,另六个选区得票第二(当选)和第三(落选)的二人得票相差较小。 纯粹从数据上,确实可以看出地方选区存在一定竞争性。但这些候选人都是建制派,政见没有根本区别,民众投票并不很热情。本次31.9%投票率,远低于民主派存在时平均50%以上的投票率。即便本次31.9%的投票率,也和政府动员公职人员、建制派为“铁票仓”提供好处和投票便利情况下,才勉强实现的。 选举,是民主最重要的体现形式和关键步骤。本次选举前港府之所以大力鼓励民众投票,包括延长投票时间、大量广告宣传、为选民放假、为选民投票提供交通便利等,也是因为港府明白投票是民意授权的体现,高投票率意味着立法会更大权威、港府更受肯定。 但真正的民主选举,是建立在政治多元、公民普选、真实竞争性、媒体独立、言论自由的前提上的。而香港最近几年的几次选举,包括特首选举、立法会选举、区议会选举,却缺乏以上真实民主选举的要件。在反对派已基本被剥夺政治参与权、《国安法》利剑威吓、普选席位缩水而“小圈子”席位大增、个人言论和媒体报道都限制重重情况下,本次立法会选举的民意授权真实度、实际意义,乃至上届和本届立法会的“合法性”,都是有疑问的。 北京和港府一边鼓励香港民众积极投票,甚至拘捕鼓吹不要参与投票的人士,另一方面却对香港民主施加各种限制。官方对选举制度本身,也压缩直选席位、扩大非直选席位、大幅削弱普罗大众的投票权重。如相对于2021年,本次民建联民选得票大跌,但席位不减反增,就反映了公民直选缩水下民意被削弱、“小圈子”垄断政治的不良现状。这样的制度设计与官方鼓励民众投票的举动自相矛盾,与民主政治的原则相悖,与选举投票的真实价值背道而驰。 笔者并不反对在选举中设置若干合理的限制,也不否定筛查候选人的必要性。但各种限制和筛查,一是应出于真正的公共利益目的、符合普世价值和情理,而非为特定势力私利和各种不正当目的;二是应有限度和节制,不应审查过苛、要求过高、打压过狠。而当下香港选举中的各种直接和间接限制,显然既是方向有问题,也相当过度,破坏了民主的基础,也摧毁了选举的价值。 如果2020年以来北京对香港的政策未来没有改变,香港的政治环境也不变,以后香港所有的选举,也都会像本次选举一样,缺乏多元性,难以代表民意。而建制派内部的竞争有限,且沦为某种“论功行赏”和派系斗争。立法会这样核心政治机构,也与公民授权、践行民意、监督政府的初衷和作用背离,成为上意的驯服工具,其决策和行为也会违背民意和民益。而缺乏政治多元、自由与活力受压制、政府官僚和权贵富豪缺乏监督制约的香港,不会有一些人期待的昂扬向上的“新气象”,反而会在暮气中愈发衰落。 【议报首发,转载时请务必在正文之前加上出处和链接:https://yibaochina.com/?p=257076】【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10.12.2025 16:32 👍 0 🔁 0 💬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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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丛】一场大火,一个体制:香港火灾悲剧与不复存在的城市 - 议报 题图:2025年11月26日,香港大埔宏福苑发生重大火灾,一名男子在得知妻子被困其中后做出反应。(Tyrone Siu/路透社) 来源: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2025年12月9日 作者:Jianli Yang (杨建利) 译者: Fred 香港不仅仅是处理悲剧不当;它再次表明,它已经与过去截然不同。 周六,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办公室召集多家外国媒体的高级代表和记者举行闭门会议。官员指责部分国际媒体在报道近期宏福苑火灾和即将举行的香港立法会选举时散布虚假信息,并声称此类报道“抹黑”了政府的工作。 该办公室成立于2020年,是在北京实施香港国安法之后设立的。此后,它成为北京在香港公开运作的安全机构的门面,并被授权调查和起诉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在会议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宣读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声明,但拒绝具体说明哪些报道被认为有问题,也拒绝回答记者的提问。该办公室网站上的一则通知警告外国记者“要自律,注意自身安全,不要触碰法律红线”。该通知没有透露哪些媒体机构被召集。 香港近期发生的造成至少156人丧生的致命公寓楼火灾,引发了关于建筑安全、监管不力以及导致这场灾难发生的种种失职的激烈辩论。香港特区政府迅速下令调查火灾原因,警方也逮捕了数名涉嫌玩忽职守的人员。在以往任何时期,这些举措都可能被视为公共问责进程的第一步,并会受到媒体、公民团体和民选代表的监督、辩论和补充。然而,在当今的香港,对这场悲剧的应对却揭示了更深层次、更令人不安的问题:这座城市如今的运作逻辑与中国大陆并无二致。曾经属于言论自由、公民社会和自下而上社区动员的空间,如今已被对北京的盲目顺从以及消除任何可能质疑官方叙事的独立声音的决心所取代。 对许多香港人来说,这场悲剧不仅仅暴露了建筑安全方面的漏洞,更印证了他们曾经熟悉的香港已经不复存在。过去,如此规模的灾难会引发激烈的公众辩论,从批评消防法规的执行力度到要求公开老旧住宅楼的维护情况,无所不包。记者会质问官员;非政府组织和区级社区团体会协调援助流离失所的居民;各党派的立法会议员也会追问真相。这种监督与关怀并存的生态系统是香港的制衡机制,也是香港区别于其他实行一党专政的中国城市的显著特征。 然而,到了2025年,在《国家安全法》出台、大规模逮捕、公民社会遭到瓦解以及北京直接对香港治理进行政治重组之后,应对措施却截然不同。当局对独立援助行动抱有怀疑态度,这与大陆阻止非政府组织成为社区信任和动员中心的本能如出一辙。志愿者们试图组织捐款和临时住房援助,却遭到劝阻、劝退或阻挠。一些人甚至被警方盘问。传递的信息不言而喻:在如今的香港,只有国家及其授权的机构才能应对灾难。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公众对市政府处理火灾方式的批评受到了怎样的对待。那些在社交媒体上谴责执法不力、管理不善或楼宇检查过程中持续存在腐败的居民,很快就发现自己面临着法律警告或警方上门拜访。据报道,一些人因“散布谣言”或“煽动公众不满”而被拘留——这些指控在其他国家已司空见惯,但在香港却曾是闻所未闻的。就连过去充斥报纸专栏和网络论坛的温和批评,如今也面临着被贴上“破坏稳定”或“颠覆”标签的风险。恐惧、自我审查和沉默取代了曾经是这座城市标志的公开、有时甚至是激烈的公共讨论。 或许最能体现香港变化的,莫过于火灾发生后立即展开的政治博弈。在公开感谢消防员、一线救援人员和地方政府工作人员、以及慰问遇难者家属之前,香港政府率先发表声明,对习近平主席和中央政府的“关心”、“指导”和“支持”表示感谢。这种本末倒置——先赞扬北京,后赞扬奋战在一线的救援人员——令许多香港居民感到震惊,但却与现有的政治秩序完全吻合。香港官员不再对选民负责,且其政治忠诚度受到严格审查,他们深知,自身的合法性并非来自他们所服务的民众,而是来自对中央政府的绝对忠诚。 事实上,香港在政治上已与上海或任何其他内地大都市无异。地方行政形式依旧,但其内涵——多元性、自治权和公民活力——却已荡然无存。这场火灾的应对措施以最鲜明的形式暴露了这种转变。政治忠诚凌驾于公众同情之上、压制独立的人道主义行动以及对言论的管控并非偶然,而是新治理体系的体现。 因此,对于老一辈香港人来说,这场悲剧的分量加倍。生命的逝去令人痛心,而城市特色的丧失也再次被残酷地印证。年轻一代的居民,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小就经历了过去十年的政治收紧,他们从政府的行为中看到了“一国两制”承诺实际上已经破灭的迹象。如今的香港,即便灾难也成了展现对北京忠诚的机会,问责制被逮捕所取代,帮助邻里的冲动也必须小心翼翼,以免引起政府的怀疑。 在2019年之前,香港独特的身份认同不仅根植于其自由,更根植于这样一种信念:这些自由服务于社会——确保政府的错误能够被揭露,公共政策能够被辩论,最弱势群体能够得到密集的公民力量网络的支持。这场大火及其后续影响证明,这套体系已经不复存在。香港的领导人或许会继续高喊繁荣稳定,但言论自由和公民社会的消亡揭示了一种无法被官方口号或精心策划的忠诚表演所掩盖的空洞。 香港不仅仅是处理悲剧不当;它再次表明,它已经与过去截然不同。这一切发生在短短几年之内:香港变成了上海,不再是我们曾经熟悉的那个自由、开放、充满活力、法治健全的城市。对于生活在自由社会中的美国人和其他人来说,这种转变带来了一个令人痛心的警示。自由的消逝速度远超人们的想象。当一个独裁者——即使是逐步地——攫取权力时,这个过程往往始于公众的默默旁观,随后演变为普遍的自我审查,最终以绝对的服从告终。因此,香港的命运并非遥远的悲剧,而是一个警示:自由得以维护从来都不是自动的,也无法得到永远的保障。 杨建利是“公民力量”(Citizen Power Initiatives)的创始人和主席,著有《为了我们,活着的人:照亮真相的旅程》(For Us, The Living: A Journey to Shine the Light on Truth)和《是时候建立一个基于价值观的“经济北约”了》(It’s Time for a Values-Based “Economic NATO”)。   【议报首发,转载时请务必在正文之前加上出处和链接:https://yibaochina.com/?p=257072】【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10.12.2025 03:04 👍 0 🔁 0 💬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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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连潮 | 短视的川普政府《国家安全战略》 - 议报 川普政府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的发布标志着美国战略思维一次危险的收缩:它不再把美中关系置于制度和价值竞争的框架之下,而是将其降格为可交易的经济与地缘筹码。这种转向并非许多自由派所抱怨的“美国道义退却”,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战略误判:在面对一个具有制度扩张本性的极权党国时,把竞争理解为“利益谈判”而不是“制度对抗”,是足以改变21世纪力量格局的致命错误。 美国可以在外交风格上更务实,也可以在盟友成本上要求更合理的分担。但任何战略若丧失对制度竞争本质的清醒认知,就不是现实主义,而是短视主义。 一、剥离意识形态不是务实,而是掩饰战略盲点 新战略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它假设中共可以被视为一个追求国家利益的普通大国,通过谈判、交易和压力可以调整其行为。这种假设在传统地缘政治框架内看似合理,但却无视中共政权的制度性特征。 中共不是市场型竞争者,也不是民族主义驱动的威权国家,而是一个能够在无社会制衡条件下垄断和集中资源、具有强烈扩张倾向的列宁主义或社会帝国主义体系。它的对外行为并不由经济利益本身驱动,而由维护党权、扩大控制空间以及塑造有利于其永久统治的国际环境决定。 忽略这种制度性质,把与中共的对抗简化为双边“利益互换”,表面上务实,实则掩盖了风险。制度竞争的本质在于:只要中共仍然维持其治理结构,它的对内镇压和对外扩张的目标就不会因交易而改变,从而对亚太盟友和美国自身带来生存威胁。 这不是价值判断,而是政治现实。 二、低估北京重塑国际秩序的阴谋,必将削弱美国的战略基石 自由派常用“人权”“国际规范”叙事来描述北京的挑战,但制度竞争现实主义看到的是更具体、更冷峻的趋势:中共正在构建一个避免民主权力制衡、容许一党权力无限扩张、弱化个人权利的国际生态。这不是“替代美国领导”那么简单,而是在打造一个更适合极权体系生存的环境。这些做法的目标不是短期利益,而是长期改变国际秩序的“制度土壤”。 美国若在制度竞争上退却,其后果不是丢掉几个市场,而是失去一个对自由世界长期有利的战略环境。 三、把盟友“资产化”将破坏自由世界最核心的防御结构 将台湾视为仅仅是“芯片工厂”或“第一岛链的防波堤”,并在安全承诺上从之前的“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退缩到“不支持”的立场,不仅会让台湾寒心,也会让日韩等亚太盟友感到唇亡齿寒。美国的全球霸权不仅仅建立在军力上,更建立在可靠的联盟体系之上。一旦盟友认定美国不再可靠,自由世界的防御体系将土崩瓦解,印太地区将迅速落入极权主义的势力范围。 将台湾、日本、韩国、欧洲等盟友视为可谈判的“成本资产”,会促使他们探索自主军事能力(包括核武),或是寻求与北京达成妥协安排。这些结果一旦发生,就难以逆转,而且会极大削弱自由世界的结构稳定性。 四、短期利益最大化,将导致长期安全最小化 川普战略试图通过降低海外负担、提高国内收益来“重建美国实力”。这个目标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如果在制度竞争关键节点牺牲战略地位,再强大的经济也无法弥补失去的安全结构。 当美国因短期利益而削弱联盟、弱化制度竞争框架时,其结果不是获得更强的谈判力,而是更孤立的地缘处境,更靠近本土的威胁,更难控制的国际规则,更强大的极权对手。 这不是现实主义,而是短视主义。 真正的现实主义,应当是看清对手试图埋葬自由世界的本质,并联合一切盟友予以坚决回击。川普的新战略或许能赢得一时的交易,但却可能输掉整个未来。 【议报首发,转载时请务必在正文之前加上出处和链接:https://yibaochina.com/?p=257069】
09.12.2025 19:45 👍 0 🔁 0 💬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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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丛】北京的新“两线战略”:中日台三角的国际法律战与历史叙事战 - 议报 题图说明:2025年10月30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韩国釜山金海国际机场航站楼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晤前握手致意。图片来自白宫官方摄影 by Daniel Torok 来源:外交家(The Diplomat) 作者:Jianli Yang(杨建利) 译者:Fred 最新一轮中日对抗爆发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发表讲话之后。高市早苗声称,中国任何对台湾动用武力或实施封锁的行为都可能触发日本安保法规定的“生存威胁局势”。这一表述并非夸张之词。根据日本2015年通过的安保法,在这种局势下,东京有权部署自卫队,为美军行动提供后勤支持,并在必要时动用有限武力以保卫日本的生存。高市早苗援引这一门槛,实际上是在暗示即使日本自身未遭受直接攻击,也可能在台湾问题上采取军事行动——这一史无前例的表态,被北京解读为日本介入可能爆发的台海战争的第一步。 中国的反应异常迅速且强烈。在发起外交抗议、经济报复和军事信号之后,北京采取了一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举措:向联合国递交正式信函,指责日本“侵略”,并警告中国将根据《联合国宪章》行使自卫权。与此同时,中国驻东京大使馆公开散发了《联合国宪章》中关于敌国条款的文本——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这些条款适用于包括日本在内的二战轴心国。这场以“国际法战”和“历史战”为核心的双线作战,标志着中国对台战略及其对日策略发生了重大且鲜为人知的转变。北京不再主要依赖威慑或恐吓,而是试图重塑台湾问题的法律、历史和道德格局。 中国的国际法战:重拾《联合国宪章》的神秘力量以向日本施压 中国致联合国的信函不仅内容引人注目,其法律框架也同样令人瞩目。信中指责日本发表了自1945年以来最具挑衅性的台湾问题官方声明,并断言日本任何参与台湾冲突的行为都将构成“侵略行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前从未在多边法律论坛上对日本使用过的措辞。信中警告说,中国将“坚决行使《联合国宪章》第51条赋予的自卫权”。但更具深远意义的举动并非出自这封信函本身:中国官方渠道强化了“敌国条款”,特别是第107条,该条款规定《联合国宪章》中没有任何条款使针对二战前敌国采取的行动无效。 这些条款长期以来被认为在政治上已经过时,尤其是在199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宣布其过时之后。然而,它们在法律上仍然未被修改。中国此时重新启用这些条款,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精心策划的法律战,其目标有三个相互交织的方面。首先,中国旨在从心理和政治上制约日本的军事决策。提醒日本,根据联合国的法律文本,它仍然是“敌国”,其象征意义不容低估。北京传递的信息是,日本任何针对台湾的举动都可能被解读为军国主义的复兴——这恰恰为中国在战后秩序框架下采取的反制措施提供了正当理由。 其次,中国重提这些条款,实际上是对日本长期以来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愿望的一种先发制人的否决。任何仍被列为“敌对国家”的国家,都无法令人信服地加入这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机构。通过援引《联合国宪章》的文本,中国表明,它不仅会在政治上,也会在法律上反对日本与联合国关系正常化。 第三,中国巧妙地将“敌对国家”条款悬而未决的地位与1995年试图废除这些条款但最终失败的政治决议联系起来。北京已经发现,政治上的过时与法律上的持久性之间的这种差距可以被利用。通过有选择地恢复二战遗留的法律条款,中国将其对台湾的主张从一个国内主权问题转变为一个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问题。这种论证方式不仅对日本施加压力,而且试图将中国塑造成1945年建立的体制的保护者,而非挑战者。 因此,中国的国际法律战并非旨在赢得诉讼,而是为了塑造战略环境:缩小日本的选择范围,削弱日本的国际野心,并将台湾问题重新定义为历史正义问题,而非当代地缘政治问题。 中国的历史叙事战:构建战后延续的神话 如果说中国的国际法战侧重于技术和程序,那么其历史叙事战则侧重于意识形态和广泛影响。习近平在与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通话中发表的言论便最能体现这一点。他宣称“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措辞被中国官方媒体直接报道,并在随后的中国外交信息中反复出现。 这种说法往好了说是误导,往坏了说是蓄意歪曲历史。它建立在“继承国神话”之上——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动继承了中华民国的所有权利、义务和战时地位,因为中华民国据称在1949年“不复存在”。但事实上,中华民国并未不复存在。它迁至台湾,并自此一直作为一个主权政府持续运作。历史不能仅仅因为中共倾向于一种更清晰的叙事而被抹杀。 1945年,日本正式投降时,是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华民国根据《开罗宣言》(1943年)和《波茨坦公告》(1945年)接受了日本对台湾的移交。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成立,它没有能够跨越台湾海峡的军队,没有国际公认的政府,也没有参与战后重建的权力。中华民国政府、法律体系、军队和宪法并未解散;它们迁至台湾,并在那里行使了近80年的不间断且有效的治理。 根据国际法的基本原则——特别是有效控制、政府连续性以及《蒙得维的亚公约》关于国家地位的标准——台湾(中华民国)符合主权治理的所有标准。它管理领土、维持常备军、开展外交活动、签发护照、举行民主选举,并管理自己的货币和司法系统。相比之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统治过台湾一天。它从未在台湾驻军,从未征税,从未进行民政管理,也从未行使主权。 因此,中国声称“台湾是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并非法律主张,而是一种政治诉求。为了掩盖中华民国仍然存在的尴尬事实,北京必须进行历史抹杀:跳过1945年到1949年,抹去中华民国的持续存在,并将战争胜利的桂冠赋予一个在战争结束时尚未存在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必须将历史武器化——因为它的法律主张经不起推敲。 此外,中国对“战后秩序”的援引也带有严重的选择性。同样的秩序也确立了自决、互不侵犯以及领土争端必须和平解决的原则。它保护人民选择自身政治未来的权利。台湾2300万公民建立了一个以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著称的民主政体。声称战胜法西斯主义的道德胜利可以为将一个民主社会并入一个威权国家辩护,这恰恰颠倒了二战秩序旨在保护的原则。 因此,中国的历史叙事战并非对历史的客观叙述,而是蓄意重塑二战意义、重新诠释盟军胜利遗产、抹杀中华民国持续存在的事实——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吞并台湾的野心合法化。 中国的理性战略:拉拢美国,同时针对日本 尽管北京在国内煽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但其国际战略却异常理性且经过精心策划。中国的双管齐下——法律战和历史叙事战——有着共同的目标:削弱美国,或者至少说服华盛顿在当前的危机中不要明确地站在日本一边。 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在与唐纳德·特朗普的通话中将台湾问题置于二战的背景下:他说,中美是反法西斯主义的战友,是战后秩序的共同缔造者。其传递的信息是,中美拥有共同的历史道德蓝图,而日本曾经践踏过,而且可能再次践踏。这并非仅仅是怀旧之情;而是一种旨在削弱美日安全联盟的外交楔子。 中国立即采取贸易让步,强化了其魅力攻势。据报道,在习近平与特朗普通话后的几天内,中国就同意大量购买美国大豆——这无疑表明北京深谙如何迎合美国政治领导人的交易本能。这一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奏效。《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特朗普在与习近平通话后敦促高市早苗不要在台湾问题上挑衅北京。 更耐人寻味的是中国没有做什么。拜登总统曾四次公开表示,如果中国入侵台湾,美国将帮助保卫台湾——这一明确的承诺与日本的法律解读一样具有挑衅性——但中国从未向联合国提交信函,指责美国侵略。这种对比发人深省。中国并不准备在联合国直接挑战美国,因为其主要目标是将华盛顿从东京拉开,而不是将其推向日本的怀抱。 中国正在推行三角战略:在外交上孤立日本,在法律上威慑日本,并以魅力或克制手段牵制美国——同时维持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的假象。 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战略警示 快速演变的中日台三角关系要求华盛顿及其伙伴国保持清晰的战略方向。其中三大风险尤为突出。 首先,美国绝不能让商业利益凌驾于长远战略判断之上。《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在与习近平会晤后游说高市早苗,这暴露出美国政策易受短期经济利益的左右。历史提供了一个警示:二战期间,罗斯福总统向英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但同时也迫使对方进行了影响深远的让步——这在民主国家最需要团结的时候延缓了它们之间战略的全面协调。如今,这种交易型外交有可能助长专制国家的气焰,这些国家往往以经济利益换取美国在战略上的沉默。 第二,美国绝不能浪费其作为地区稳定器的独特作用。美国的存在既能遏制中共的扩张,也能阻止日本鲁莽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它能安抚台湾,阻止任何一方采取单边行动,并维护着脆弱的现状,从而避免战争。放弃这一角色将造成权力真空,而北京会迫不及待地填补这一真空。 第三,华盛顿必须避免陷入不必要的战争——无论这场战争是由中国挑起、东京误判,还是台北的政治失误所致。在保持威慑力的同时避免陷入困境,需要严谨的战略、稳定的领导和清晰的沟通。 杨建利博士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研究员 “公民力量”创始人兼主席,《为了我们,活着的人:照亮真相的旅程》和《是时候建立一个基于价值观的“经济北约”了》的作者。 【议报首发,转载时请务必在正文之前加上出处和链接:https://yibaochina.com/?p=257065】【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08.12.2025 22:40 👍 0 🔁 0 💬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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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建国 | 特朗普与沙特做大买卖意在中国? - 议报 特朗普11月18日在白宫接待了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此举既是美国将沙特变为盟友和商业伙伴,也是美国刻意排斥竞争对手。对沙特而言,贯穿所有讨论的核心议题,始终是王储对沙特“2030愿景”的经济转型计划。该计划旨在实现沙特经济多元化,降低对石油的依赖。如今,沙特面临地区不稳定威胁,阻碍了“2030愿景”的实现,而沙特相信美国可以提供帮助。 美国与沙特达成多项协议,涉及国防、半导体、核能和矿产等领域。在国防领域,特朗普批准向沙特提供F-35战机。过去两年,以色列主导了中东各地的战场,主要依靠的空中力量是F-35。F-35是全球唯一一款配备强大飞行员头盔的喷气式飞机,该头盔可将所有必要的飞行信息直接呈现于飞行员眼前,使飞行员无需低头看显示屏即可进行操控。F-35隐身性能极强,可携带大量有效载荷飞行超过1300英里。沙特装备F-35对沙特的安全意义重大。 特朗普允许英伟达向沙特提供3万5000台GB300服务器或同等产品,GB300系统使用英伟达的B300芯片,该芯片是Blackwell系列的一部分。英伟达已成为特朗普对外政策的谈判工具。重返白宫的马斯克表示,他的xAI将与英伟达和一家沙特合作伙伴合作,在沙特开发一个巨型数据中心。黑石集团的苏世民表示,他的公司将开始在沙特建设AI数据仓库。 美国与沙特达成核技术共享初步协议。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与沙特能源部长签署了合声明。美国能源部发言人证实,通常包含防扩散条款的正式《123原子能法》协议尚未签署。如果最终达成协议,两国之间的此类协议将为美国的原子能产业注入新活力,并提振西屋电气公司和其他希望在沙特建造核电站或出售反应堆技术的美国公司。然而,这一前景也引起了部分国会议员的担忧。如果沙特获得完整的核燃料循环使用权,包括伊朗和阿联酋在内的其他中东国家可能会要求同样的条件。萨勒曼拒绝接受美国历届政府坚持的防扩散保障措施,这是两国最终达成协议的障碍。 美国与沙特签署了《关键矿产框架协议》,涉及稀土集团MP Materials与沙特国有矿业公司Maaden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沙特拥有全球第四大最有价值的稀土储量,约55.2万吨重稀土矿藏,其中包括镝和铽,以及约35.5万吨轻稀土矿藏,例如,钕和镨。鉴于美国主要生产轻稀土,且重稀土依赖进口,这些重稀土储量对美国至关重要。重稀土是美国国防工业的核心原材料,包括F-35战、弗吉尼亚级和哥伦比亚级潜艇、战斧导弹、雷达系统、捕食者无人机以及联合直接攻击弹药(JDM)系列精确制导武器。 萨勒曼从特朗普那里得到的核能、芯片和矿产合作对实现“2030愿景”至关重要,特朗普从那里得到了沙特对美投资从6000亿美元增至近1万亿美元的承诺。萨勒曼从经济上获得的好处远大于特朗普所得。但特朗普获得的战略意义远超过萨勒曼。 对于特朗普政府而言,中东地区的稳定对其正在构建的地区战略至关重要。白宫在政治和经济上押注与沙特的伙伴关系,认为这将带来沙特在加沙、也门和苏丹等地开展结束冲突的外交努力。与此同时,特朗普与沙特加强关系旨在排除中国对沙特的影响力。“中国全球南方项目”(The China-Global South Project)6月6日刊文指出,特朗普的中东战略转向旨在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在当今大国竞争的时代,美国都会把任何国家与中国的合作看成阻碍美国影响力。在“2030愿景”下,沙特加深了与中国的科技联系。全球最大的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在其数据中心使用中国DeepSeek。沙特的大部分电信网络依赖于华为等中国公司。阿里巴巴在沙特建立了云计算数据中心和培训学院。中国移动国际开始在利雅得和吉达建设大型数据中心。2024年《纽约时报》报道指出,数10名来自中国的学生在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KAUST)就读,该大学是沙特在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领域的重要基地。 沙特与中国的科技联系引起了拜登和特朗普两届政府的担忧。尽管特朗普在5月访问沙特期间批准了沙特获取英伟达芯片的许可,但未最终批准其出口。原因在于担心中国通过沙特获得英伟达芯片。美国向外国输出先进技术就会担心与中国有联系的国家,帮助中国获得敏感技术和信息。之前,美国不愿意向沙特提供F-35,原因在于担心中国获得F-35的技术和信息。美国还担心,依赖中国敏感技术的国家会效仿北京在国内使用人工智能和先进技术用于国内治理。 “2030愿景”的目标之一是到2050年实现沙特50%的军事装备国产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沙特王国不仅与英国、日本和意大利合作开发第六代战斗机,还深化与中国的防务关系,从北京购买了武装无人机、弹道导弹和防空系统。2024年中国携30家国防企业以“中国防务”的名义参加了沙特世界防务展,展示了歼-10战斗机的特技飞行表演,并由运-20加油机为歼-10进行空中加油,这是中国首次公开进行海外空中加油作业。 沙特与中国合作的领域,基本上与特朗普和萨勒曼做交易领域重合。一切皆可交易是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基点,特朗普帮助萨勒曼回避《华盛顿邮报》记者贾迈勒·卡舒吉被害事件纯属情理之中。交易型外交也会产生地缘政治影响力。除以色列之外,沙特已成为美国在中东最倚重的力量。 作者是中国上海时事评论员 【议报首发,转载时请务必在正文之前加上出处和链接:https://yibaochina.com/?p=257061】【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08.12.2025 15:32 👍 0 🔁 0 💬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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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建元 | 国家人权、冤案与转型正义 - 议报 陈昱安:好,我们讲座即将开始,那讲座开始之后就请不要饮食。好,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学权讲座,我们邀请的是国立中央大学客家语文暨社会科学学系曾建元兼任副教授。讲座开始之前,首先我们邀请学生会长跟我们致词。 陈昱欣:大家晚安,我是学生会长。很开心今天可以看到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晚上的学权讲座。学权一直是学生会很重视的议题,以及可能你们自己一定有在外面看到我们摆的学权周,对,然后内容就是包含像我们国家人权、冤案还有转型正义。也希望可以透过今天的讲座,让同学们更了解更多相关知识。非常感谢曾教授今天来我们学校进行演讲。话不多说,我们就邀请曾教授上台。 各位同学好,我叫曾建元,我是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的法学博士,我们在座的陈心怡教授是我的同学,是贵校医学社会暨社会工作学系的教授。所以一来到本地就感到非常亲切,我们是同学,二十几年,快三十年没有见面的同学。 国家不法的判断基准 我今天要跟各位谈的是转型正义的主题。转型正义的主题呢,我不知道现在各位所上的课程里有没有学习到。简单讲,就是说,我们过去的国家存在著不法行为,这不法行为包括行政跟司法,也就是国家权力的运作,它有的是透过司法的途径,有的是行政的途径,造成人民的人权的伤害。在国家民主化后,针对过去国家不法的平反,就是转型正义要处理的内容。 人权包括什么呢?大致上来讲,就是生命、自由、财产,还有那比较抽象的幸福,这是1776年《美利坚十三个联合邦一致宣言》(The unanimous Declaration of the thirtee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还有更早洛克(John Lock)《政府论二讲》(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的主张。古代的西方人他们强调人生而自由平等,都有造物主所赋予的生命、自由、财产、幸福。我们参与国家最重要的目的是干嘛呢?我们不是要受到豢养,也不是要做它的臣子,是要它保护我们这些权利,我们才把权力交给它。所以如果国家侵害了我们的人权,国家就违反了跟我们之间的一种约定的关系,我们叫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基于这样的约定,我们才要参加国家。这样的国家如果无法保障人权该怎么样?那我们就换人做做看,如果政府换不掉,我们就把这个国家推翻,重新来过。这是我们现在的宪法观念、我们的国家观,都是从这一套理论出发的,我们叫社会契约论。 我们《中华民国宪法》就是奠基在这一套,我们叫宪政主义的价值基础之上发展出来的。这跟古代中国或现在我们对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宪法观念、国家观念上是完全不同的,是全新的,不是从中国固有文化中产生的,是从西方移植、继受过来的。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是一个帝制的社会,然中国人文社会当中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我们把这个先讲清楚,我们就可以开展这个讲题。 中国人面对国家,是把家庭关系放大到我们人民跟国家的关系,这称之为家国同构。家庭关系是什么?父母子女,父母子女不是契约关系而已,父母生下你,他们就要养你,你跟他们的关系不管怎么样,不管养得好不好,生养之恩你总是要报答,要孝顺他们,所以这个关系不是你可以选择的,没得选,你如果要选的话,就下辈子投胎到别的家庭去,所以孝顺父母,父母要慈爱、照顾子女,不是权利的关系,是一种义务,父母子女的身份关系是一种义务关系。 中国古代的观念是把家庭关系放大到我们人民跟国家的关系,那我们人民变成什么?臣子,为什么叫臣子,为什么叫一个“子”?因为我们的皇上是君父,君子的君,父亲的父,皇上是君父,我们人民是他的儿子,所以当年爱新觉罗.溥仪三岁登基,你看那些老臣跟他跪拜,这位小朋友是他们的爸爸,天地君亲师,这是中国传统伦理观念,所以你跟国家的关系是什么?你一开始就是卑微的,因为它就是你的父母,所以把西方的观念移植到中国的时候,会面临很大的冲击。孙中山当年说,四万万人当皇帝,当时中国清朝的时候有四亿人,四万万人当皇帝,他把人民和国家的关系倒过来,官员都成了公仆,是我们人民的仆人。他把天地的关系扭转乾坤颠倒过来,当然在观念上很了不起,可是在现实社会当中,大家还一直在适应,还在学习。 我们人民跟国家的关系,从传统中国的观念进入到现代国家,当中面临很大的冲击转折。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又碰到俄罗斯的苏维埃革命,苏俄的革命创造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代极权国家模式,他们自称做民主集中制,就是说,他们是实施民主的,他们民主的概念是多数决,所以怎么保证这个政府是基于人民多数的同意呢?它下面有一个集中制,民主集中,集中什么呢?如果你参加共产党,参加革命党,它可不是一般的政党,它是为了要为人类的解放成立的政党,这个政党要求党员大家要行动一致,我们有崇高的理念,然后要行动一致,建立钢铁般的纪律,要求下级要服从上级,使上级的决定等于是党员大家共同开会的决定。那上级是谁选的?也是我们大家选出来的,可是我们接下来要怎么样?下级要服从上级,所以导致一个结果,就是人一成了上级就不来了,为什么?因为下级要服从上级,所以下次选举的时候,上级就说要选我,这时候你没有自由意志了,变成你必须要选他,你选他,他又是多数当选,所以就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共产党认为这是民主,你看所有共产国家都是这样,它表面上也是有什么人民代表大会,整套都有,可是怎么在上位者永远是习近平? 我们再看,习近平被中国大陆人民昵称叫习大大,“大大”是什么意思?“大大”在陕北就是爸爸,他们的人民把习近平当爸爸在看。各位,你觉得赖清德是你爸爸吗?你叫得出来吗?叫不出来,好啦,那你叫蔡英文,你叫她妈妈,你叫得出来吗?你叫她姐姐,她比较高兴吧? 所以你看,各位都会笑,你看我们台湾跟中国大陆的人啊,现在的国家观念完全不同。 可是我告诉各位啊,以前我们台湾也是这样啊,我们小时候看到蒋中正总统,坐的话要肃坐,站的话要肃立。很有名的作家朱天心,是军人子弟出身,朱天心说他有三个爸爸,一个是他的爸爸,朱西甯,另外一个爸爸呢,是天父,耶和华,他们是基督徒,另外一个爸爸呢,是国父孙中山。国父的形象,在西方的观念,跟我们台湾和中国讲的国父,意义就差很多。西方的国父很多,美国的国父是National fathers,中国和台湾就一个国父。以上是我们谈的国家跟人民的关系,我们要从社会契约论的国家观出发,来看转型正义。 二二八在中国内战中爆发 我们为什么要谈转型正义呢。《中华民国宪法》是民国35年12月制定通过,36年12月开始实施的。36年初台湾发生二二八事变,年底《中华民国宪法》开始实施,进入到宪政时期。宪政时期之前有一个阶段叫训政时期,训政时期也不是没有法律,它还是有法律,但是,它没有完整的人权保障,因为立法机关立法院不是民选的,是实施民主集中制的中国国民党控制的。宪政时期,人民自由选举产生国民大会和立法院,《宪法》直接保障人权,天经地义。我们台湾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从日本的殖民地地位脱离之后,期待成为新中国的主人,实现台湾人出头天。1945年8月15号,日本投降,放弃台湾主权。8月15号,这个日子很好记,以前有一个油漆厂牌就叫八一五水泥漆,老板是台大化学工程学系校友杨俊彦,他就像你们这样的年纪,被国民政府抓去关。后来自新回来创业,成立化工厂,他做的水泥漆,因他记得台湾人脱离日本的那一天8月15号,所以就把他的水泥漆命名叫八一五水泥漆。八一五之后,台湾脱离日本殖民统治,不管怎么说,至少中华民国的统治秩序进入到台湾来,所以台湾人期待的是什么,是成为这个宪政民主国家的公民。在日本时代我被殖民,我是二等国民,进入到中华民国,我就是国民。 比较不幸的地方是,我们碰到了国共内战,二二八,事实上是在国共内战的背景当中发生,情况恶化其来有自,因为什么,二二八发生的时候,国军打进陕北延安共产党的老巢。当时国共内战已经在打,台湾是特殊的地区,国民政府接收台湾,把台湾当成特别行政区,台湾省不设省政府,也没有省主席,台湾省设立的是行政长官公署。台湾省的法律、官制、行政体系不同于其他各省,所有中央政府在台湾的机构,包括国军,通通要听令于台湾省行政长官。这可跟其他的省份不一样,其他省份是什么样,中央政府派驻在地方的机关,还是听中央政府这个系统的,地方政府不能管中央政府派驻的机关,地方政府就管你属下的机关,比如说江西省政府,你就管你江西省的事情,如果是中央政府将电力公司派驻在江西省,它只听中央政府,不会听江西省省主席,可是台湾是特殊的省制。为什么?因为当时国民政府有一个想法,要把台湾跟中国大陆内部的关系割裂,把它分离出来,分离出来有什么好处?共产党不会,因为这边所有的法律实施要听令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指定。你要成立人民团体,要成立政党等等,要得到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同意,而你若是共产党,我就不同意了。所以它可以保证共产党在台湾只能地下发展。共产党在中国大陆是合法政党,虽然国共内战在打,其实还是合法政党。因为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就是针对抗日,所以国民政府是承认共产党的。毛泽东、周恩来都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等于说是国会议员。共产党在台湾被迫必须要地下发展,所以二二八的事情搞得那么复杂,归根到底,是因为国民政府认为共产党在里面搞鬼,所以后来就把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去,这些事实很多,我们不一一述说。 白色恐怖统治的本质是恐怖统治 接下来就是1949年国民党政府在国共内战败退到台湾来,之后就进入到所谓的白色恐怖时期。白色恐怖是什么概念呢?中国的白色恐怖不是从台湾这边开始的,从国民党民国16年清党就开始了。什么叫清党?本来国共合作嘛,后来国民政府宁汉分裂,南京国民政府在蒋中正的领导之下,通过《清党条例》,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跟进通过《反革命罪条例》,把共产党员视为反革命分子,抓到的话格杀勿论,而要把共产党从国民党当中清除出去。那一段时间被称为中国的白色恐怖。等到1950年代,国民政府到台湾来之后,以同样的国家的体制来面对共产党。这整段时期,或者整个体制,也是被称为白色恐怖,是这样来的。 白色恐怖的制度下,国家的不法表现在哪里?如果我们以白色恐怖统治来说,我们简单讲,就是,1950年代的那时候《中华民国宪法》已经实施了。你要记得这一点,但《中华民国宪法》因为国家紧急权的实施,部分被冻结了,特别是人权条款。在1949年至1987年白色恐怖时期,台湾社会经历了极为严苛的军法制度。当时政府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名,对大量被指控“叛乱”或“匪谍”的民众进行军法审判,据统计约有数千人遭受处决或长期监禁,不仅反映出法律制度的严酷,也揭示了人权保障的缺失。与现代司法制度强调程序正义与人权保障不同,当时的全国戒严,将平民纳入军法审判,并使总统以三军统帅地位取得军法裁判的最后核定权,而得以借此干预军法,人民的基本权利和最后的司法人权往往无法获得有效保障。这种制度不仅造成社会的恐惧氛围,也让许多无辜民众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现今的宪法与司法制度,强调透明、公正及人权保障,与白色恐怖时期形成鲜明对比,这有助于我们理解转型正义的重要性与时代的进步。 国家应该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但是呢,白色恐怖的统治呢,就是如果你被认为是共产党,你叛乱、谋反,那么这些案件,按照《中华民国宪法》第9条规定:“人民除现役军人外,不受军事审判”,但是在白色恐怖体制之下,你老百姓就受军法审判。军法审判跟一般的平民审判有所不同,我们一般的司法审判是三级三审,你可以从地方法院,然后高等法院到最高法院寻求救济,可是如果是叛乱案件,对不起,一级一审,军法当时是一级一审,所以你被判死刑,马上拖出去枪毙就对了,不用再等了,就直接拖出去了。它的审判,也不公开,不像一般的平民审判,所以,它对付所谓叛乱分子的手段是非常严厉的。它更严厉的地方就是在法律制度的设计。我们现在去看过去的白色恐怖主题影视作品,会觉得好恐怖,法律怎么会这样设计呢?举例来讲,你有组织行为,至少判有期徒刑15年到死刑,只要跟共产党有关,不管你多深入到它的组织,反正你沾上边,至少判15年。如果你是它的干部,那就是必死无疑。它主要的法律依据有两个,一个叫做《动员戡乱时期惩治叛乱条例》,一个叫做《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动员戡乱时期惩治叛乱条例》,就是把原来《刑法》当中的叛乱罪,加重刑罚,所以只要碰到《动员戡乱时期惩治叛乱条例》,跟共产党有关的,或者后来的跟台湾独立有关的,就大概重刑无疑,要嘛就是死刑、无期徒刑,最轻就15年。《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这个法律很厉害,这个设计者,说实在他实在是非常聪明,坏到骨子里,非常坏。各位是医学院学生,坏到骨子里,他的基因,或者脑袋结构跟一般人不同吧。当时是鼓励人民互相检举,你知道它的鼓励方法是什么呢?你如果检举匪谍成功,那你就可以获得检举奖金,你知道检举奖金怎么算的呢?它最早的法律是这样规定的,《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第14条规定:“没收匪谍之财产,得提百分之三十作告检举人之奖金,百分之三十五作承办出力人员之奖金及破案费用,其馀解缴国库。无财产没收之匪谍案件,得由该管治安机关报请行政院给奖金,或其他方法奖励之。”检举奖金,就是由被检举的人他的财产充公。因为他是匪谍嘛,所以他的财产叫做犯罪所得,或者犯罪工具,全部要充公,其实就是抄家。从他的财产当中,分成三份,一份呢,检举人的,一份呢,是办案人员的,那么再一份呢,就国库,交到国库去。所以呢,这个法律真的坏,坏到什么情形?在当时只要你家里有一点钱的,你很容易成为匪谍,对不对?你就变成肥肉了,然后呢,我可以告诉各位,这还不够恐怖,同一条法律,后面还有一条,它说,因为我们可能会诬告嘛,想说,哇,这个肥羊,大家检举他,把他的财产拿出来分。为了防止大家有这种想法,同一条例第10条第1项规定:“故意陷害诬告他人为匪谍者,处以其所诬告各罪之刑。”说啊,如果你诬告人家是匪谍,他不是匪谍,你诬告人家,那你就被处以你诬告之罪,就是你诬告人家是匪谍,结果他们不是匪谍,那你就是匪谍。我诬告人家,要分他的财产,结果没告成,变成我是匪谍。匪谍的下场是什么?大概就死掉了,财产就充公了。所以呢,如果你要检举人家,就算没有把握,也非把对方弄死不可,否则的话,就换你自己倒楣了。导致只要有人被检举匪谍,反正不是我检举的,大家就来分嘛,奖金很多嘛,所以呢,就导致当时风声鹤唳,大家互相检举。这个法律的设计非常地邪恶。听说啊,当时参与这个法律的原始设计者,曾经担任过我们的副总统、国立政治大学的校长李元簇。他当年去德国留学,学法学,结果呢,他留学的时候,德国是纳粹党在统治,他就把纳粹的那套法学观念带进台湾来,设计这套法律,实在是非常邪恶。 好,讲到白色恐怖,各位就会想说,共匪一定很可怕对不对,不然,为什么中华民国政府要这样对待共匪,对不对,要虽远必诛,为什么要这样,那我告诉各位啊,如果共匪真的这么可怕的话,那我跟各位分享几个事情。当时台湾的共匪的老大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叫蔡孝乾,是彰化县花坛乡人。他有一个特点,跟日本时代的日本共产党太湾民族支部即台湾共产党有关系。共产党在早期,它的理想,其实是蛮值得人尊敬的,因为共产党主张殖民地的解放、打破阶级的不平等。殖民地解放要透过民族自决,让殖民地人民自己决定,他们要留在殖民母国呢,还是要建立新的国家。1928年台湾共产党成立的时候,是日本共产党请中国共产党共同来协助台湾共产党成立。台湾共产党的党纲第3条,就是台湾人要“建设台湾共和国”。所以呢,日本殖民国家的日本共产党要支援台湾独立,那中国共产党呢,欸,它也要支持台湾独立。为什么,1920年共产国际(Communist International)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指出:“外国的统治阻碍社会力量的自由发展,因此,殖民地开展革命首先就要推翻外国的统治”,支持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是那个时候各国共产党人共同的理念。很多台湾人,因为反对日本的殖民统治,就到中国大陆去发展。上海有个大学国立上海大学,他们的校长很有名,后来当过很久的监察委员兼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上大的社会学系,就真的是培养台湾共产党前辈的摇篮,像蔡孝乾、谢雪红,都是这个学校这个系毕业的,瞿秋白是他们的系主任,他担任过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像谢雪红、蔡孝乾这些台湾的菁英,他们到大陆去念书,就考进了上大社会系,而且课业表现很好。像谢雪红就很厉害了,她是童养媳,卖给杂货店主洪喜,那是古代的一种婚姻制度,在养父母家帮佣到长大后嫁给养父母的儿子。她给富商张树敏赎了身,跟著丈夫张树敏到日本神户、中国青岛,打开世面,大开眼界,回台湾后发现张树敏另有妻室,就毅然决然挣脱婚姻,寻求自己独立的人格,把张树敏甩掉,跑到上海。她没有念中学,直接推荐甄试考上上海大学,很强。 蔡孝乾自己是地主阶级出身,和谢雪红出身不同,而有些间隙。但不管怎么样, 他们都是瞿秋白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台湾共产党领袖,谢雪红则与林木顺被选派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The Communist University for the Toilers of the East named after Stalin)日语班公费交换留学,在莫斯科期间,受到共产国际畀以成立台湾共产党之重责大任。所以后来就在1928年在上海成立台湾共产党。 蔡孝乾没有被选派去苏联留学,但他也是台湾共产党创党的第一代人。战后,台共党人通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蔡孝乾是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书记,是台湾中共叛乱的首谋,他算很坏吧。你看白色恐怖的时候死了多少人,受刑者大概有两万五千多人,死得死,关得关。蔡孝乾书记就是共产党在台湾的头目,应该最坏对不对? 你看他戴什么帽子,中华民国的军帽,他后来当到什么?他投诚后长期服务于国防部保密局和情报局,官至少将,中华民国的少将,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副局长退休。这么受到重用,难道他是国民党派去共产党卧底的吗?不是,他是投降中华民国,然后被中华民国重用。 还有,蔡孝乾的同伙,有一个叫陈泽民,省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各位,你知道吗?中国文化大学国家发展与中国大陆研究所的前身三民主义研究所,就是这个陈泽民教授协助创立的,由文大创办人张其昀担任首任所长。陈泽民先于蔡孝乾被捕而投降,任职于调查局,最后也是晋阶少将,转到文大中国大陆研究所专任教职,文大有陈泽民教授暨夫人纪念奖学金。我后来才知道陈泽民教授就是那个陈泽民副书记。他是共产党头头,怎么这样受重用,不是很坏吗?怎么还去误人子弟了呢?最后,后期的省工委委员曾永贤也很有名。曾永贤是李登辉重用的两岸密使,1995至1996年飞弹危机的时候,代表台湾和江泽民谈判的密使。曾永贤是苗栗县铜锣乡那边的客家人,苗栗也是一堆共产党人。曾永贤跟著二哥曾永安在日本时代到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留学,思想左倾。战后,他哥哥对曾永贤说要到大陆去发展,曾永贤说那我要回台湾。二二八起义之后曾永贤加入地下党,蔡孝乾被捕之后,地下党重组,曾永贤是委员兼竹南地区支部书记。你知道曾永贤最后下场是什么吗?书记下场多好,他投降后进入调查局至第四处处长退休,在国立台湾大学、国立政治大学兼任教授,李登辉总统重用他,聘为国策顾问、资政,代表李登辉总统到北京去跟杨尚昆、江泽民历任国家主席交涉。为什么派他去,他哥哥曾永安在北京,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也被共产党重视。共产党信任这条线,信任李登辉布下的这条线,因为李登辉也曾是共产党。 那你说,如果共产党这么坏,为什么白色恐怖要杀那么多共产党人,而这些头头都不杀?好,那我告诉各位,这就是白色恐怖非常恶劣的地方,它的最终目的,是制造一个恐怖体制,让人民恐惧而不敢反抗。共产党没有那么可怕,如果那么可怕的话,这些头头不会被国民党政府重用,而且多数放在调查局里面。调查局里面有一个匪情研究室,通通是投诚的,通通被放到里面去。 被判处死刑的,最多的是什么?大学生,最好欺负,生命最脆弱。然后呢,农民。农民什么也不懂,什么《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Capital: […]
07.12.2025 04:06 👍 0 🔁 0 💬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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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舵 | 对民主政治的再思考(中) - 议报 续前:对民主政治的再思考(上) (二)澄清两对基本概念——民主与共和,自由民主与民粹民主 1 民主与共和 “民主”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说都是一个大家族(可参考萨托利《民主新论》),民主家族各成员既有共同的家族类似(见维特根斯坦),又有各自不同的个体差异。民主大家族中的两个成员特别重要:“好民主”自由民主,和“坏民主”民粹民主。换言之,民主是有好坏之分的。 民主的家族类似,其实就是一切民主共同的本质属性,没有这个本质属性,就不可能是民主。这个家族类似,就是众所周知的、民主的字面意思“人民的统治”。经过上面的概念梳理,我们确认,“人民的统治”就是民主2“纯粹民主”。它既不是平等的政治权利,更不是自由民主,它是纯民主,也就是自由民主当中的民主成分,或共和制的三种政体成分之一。 民主2是“共和制的三种政体成分之一”,这就要说到“什么是共和”。 自民国以来,一般中国人心目中的共和就是君主制的反面,推翻君主制就是共和。了解多一点西方政治的中国人认为,共和是专制的反面;因为君主制就是专制,所以共和还是君主制的反面。然而看看英国历史,我们立刻就可以知道,英国的政治体制从来都是君主制,但它是封建制或君主立宪制,都不是专制。君主制并不等于专制,所以,推翻了君主制也不一定就是共和。更吊诡的是,英国历史上唯一一段短暂的专制,反而是在“共和”制时期,即克伦威尔的军事独裁。 那么,究竟什么是共和? (1)共和是一种混合制度 如前述,当代的主流民主、实践中的民主是民主1即自由民主,它是自由与民主的混合制度,亦即个人自由与纯粹民主(民主2)混成一体的混合制度,正如今天西方国家的经济制度是自由竞争市场经济与政府适度干预、私有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福利政策混为一体的混合制度,自罗马共和以来,它被称为“现实最优混合政体”,而这就是所谓“共和”。 然而,民主理想主义者和左派民主主义者从心底里不认同这个自由与民主的混合物,他们一心向往的是纯粹民主,即民主2。要自由与民主的混合,还是要纯民主?左翼民主观与右翼民主观的根本分歧就在于此。 最大的问题在于,民主2纯民主的通行见解并不是我所定义的“多数穷人的统治”,而是“人民的统治”,但它却是一团模糊不清的迷雾:谁是人民?如何统治?都歧义纷繁。因此民主一旦付诸实践,就会导致截然不同、甚至是背道而驰的结果,自由民主与民粹民主的对立就是其集中体现。 (2)共和是全体国民的利益 首先,我们已经说明,在民主实践中,“人民的统治”当中的“人民”从来都是仅指一部分国民即多数选民,不是全体国民。如果按照常识理解,人民就是、也应该是全体国民,据此可以说,民主从来都名不符实。更大的问题是,迄今为止,哪怕是在发达国家,多数选民通常都是中下阶层的“穷人”,或“劳动人民”亦即体力劳动者,民主就成了多数穷人的统治。于是,便产生了两种差别巨大的政体主张: A  主张全体国民统治——它与全体国民利益即“全民利益”等价——的是所谓“共和”,这是“共和”的第二项核心义。尽管事实上不可能有“全体国民的统治”,已如上述,但作为正义原则,只有这个“共和”才符合正义原则——试问谁能合理论证,部分人(不管哪一部分)、而不是所有人的统治才是正义的,良善的?如前述,“原理”“原则”与“实操”“实践”是两回事,中国古圣先贤把原理、原则称为“道”,把实操、实践称作“术”,而“道”就是近代科学所称的“规律”。符合规律,在规律指导下的实操实践才有可能成功,所以,“明道”“知道”是头等重要的事,而当代绝大多数中国人却只重“术”,忽视“道”,甚至因为道难行而否认道。 B  主张多数人、准确说是多数穷人统治——它与“多数人利益”“多数人意见”等价——的才是“民主”。从国家治理的正义原则看,它是不正义的,而左派硬说它是正义,实际上他们是把正义和平等混为一谈,又把偏袒穷人和平等混为一谈了。退一步说,即便反向歧视确有其合理性,它也仍然是歧视,不是平等更非正义。 以上共和与民主的重大区别至关紧要,并且,它不是理论虚构,是从古希腊城邦就实际存在的客观事实,只不过古代希腊还没有“共和”这个说法,那是从“罗马共和”才有的(见亚里士多德与西塞罗)。 亚里士多德对多达156种希腊政体做了叹为观止的详尽案例研究,他的政治学理论就建立在这个研究之上。他按照两大标准构建起六分法政体类型学,这两大标准是“谁统治”与“如何统治”;而“谁统治”分为一个人统治、少数人统治和多数人统治三种类型。加上“如何统治”(也包含两项标准:1,统治者是为全体国民的利益而治、还是为自身私利而治,;2,统治者是依循法律而治、还是以自身的专断意志而治),一人统治就区分为君主制和独裁制,少数人统治区分为贵族制和寡头制,多数人统治区分为温和民主制和极端民主制;君主制、贵族制、温和民主制是三种“正统”政体(好的、正义的政体),独裁制、寡头制、极端民主制是三种“变态”政体(不好的、非正义的政体)。 换言之,“谁统治”与“如何统治”两大标准合用,就区分出六种政体:正统的一人统治是君主制,败坏的一人统治是独裁制;正统的少数人统治是贵族制,败坏的少数人统治是寡头制;正统的多数人统治是温和民主制,败坏的多数人统治是极端民主制。正统的多数人统治即温和民主制后来就被称为共和制。 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个希腊城邦民主衰落的时代,极端民主成为常态,它就被简称为民主。请读者们务必注意:左派们所心仪的纯民主、“不带修饰词的民主”不是温和民主(即共和),恰恰是这个极端民主;他们一心想要的,“完全彻底”的、越多越好的民主,就是这个极端民主。 为什么“谁统治”只有上述三种情况,不包括“所有人统治”或“全体国民的统治”呢?这是因为,尽管符合共和理想的国家治理是全体国民的统治,而这在具体操作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实际的国家治理一定是要排除一部分人的,而排除谁才是“好”的、“合理”的,就成为一项民主的重大争论议题。 又由于古代希腊是没有间接统治即代议制概念的,“统治”就是直接参与政治,显而易见,所有人统治或全体国民统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实践中——好的实践就是把“道”用“术”加以落实——就只能是将统治权交由部分人行使,而部分人无非是一个人、少数人或多数人三种情况;同时,这些“部分人”都必须遵循正统政体“如何统治”的两项标准:1,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而治理,这是良政的“实质”层面;2,依法而治,这是良政的“形式”层面;而这个“法”,在古代指世代相传的习惯法;在近代自由宪政国家,指能够切实保障每个人的个人自由和平等人权的正义良法。 重复一遍:特别重要的、国家治理的要害与关键,不是“谁统治”,而是“如何统治”。依照亚里士多德,“正统”的良政可分为三种,不是只有温和民主或共和一种,它们都是合法政体。合法,符合正义良法、能够切实保障自由与人权,这样的政体才可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变态”的恶政即非法政体,它们也可能有法律,比如依《商君书》而治的秦政,比如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法制国”,但这是法制、不是法治(详见后文);它们口称为人民服务,实际上一定是言行不一、实质与形式背离,因而必须依靠谎言与暴力而治的。 亚里士多德还特别强调,依照全体国民的公益而治要靠公民美德,正义良法之下的统治就是法治,这就意味着,道德与法律,两者缺一即没有正统政体可言。换用当代术语,就是公民文化与法治宪政缺一不可,而明确表述的分权制衡宪政原理在古代希腊还不曾出现,古代希腊人、包括最民主的雅典城邦在内,全都没有发展出个人自由与平等人权观念,他们是高度强调集体主义、无私奉献的。个人自由和平等人权,法治和宪政,都是近代英国人给予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贡献。 由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是未成书的讲稿,概念多有混淆,“正统的多数人统治”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里名称不一,本书无法细述,“温和民主”是名称之一,指的是多数人实际掌权、但这多数人的统治是为城邦全体国民的公益(全体人民的民意)而实行的、在正义良法约束之下的统治。与“温和民主”相对照的是“极端民主”,是指多数人按照自己的私利即多数人的意愿、不受正义良法约束的统治。温和民主是正统、合法的多数人统治,而极端民主是败坏、非法的多数人统治,即多数人的专制、多数人暴政。在民主的衰败期,贫富对立、阶级斗争尖锐化,多数决民主选举成为穷人压迫剥夺富人的政治工具,这就是极端民主,极端民主是温和民主腐化之后的“变态政体”。由此可见,自有系统完整的政治学理论的亚里士多德时期起,民主就是有好坏之分的,不是说民主一概都是好东西。 (3)民主是共和的三种成分之一 共和的第三项核心义,是它与民主的关系。亚里士多德有时把温和民主就称为“政体”,它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本质主义”哲学引申而来,他们认为,政体或政治制度的“本质”就是温和民主,后世称之为“共和”。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经由不同语言的翻译,造成很大混乱。若论及民主与共和的关系,民主是共和的三种成分(君主制+贵族制+温和民主制)之一。当这个民主成分是温和民主时,民主与共和是和谐共存关系;当民主蜕变成极端民主时,民主与共和是不相容的,是破坏共和的。 共和的三种成分不可能是完全和谐平衡的,当共和的三种成分中民主成分居优势时就是“民主共和”,反之,如果贵族成分居优势,就是贵族共和;典型的贵族共和可见于早期罗马共和,以及延续了上千年的中世纪威尼斯共和国(可参见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如果君主成分居优势,就容易走向专制,罗马共和晚期就是如此。 “居优”不等于“独大”,如果某一种成分独大,不受另两种成分的制衡,君主制就变成暴君制独裁制,贵族制变成寡头制,温和民主成为极端民主。极端民主直到近代之前,都直截了当简称为“民主”;受此之累,英美自由民主诞生之前,民主向来名声不佳。 亚里士多德这个政体六分法至今仍然是非常有效、好用的政体分类基础理论(“政体”也翻译为政制、政治制度、政治体制),非常奇怪,却被当代民主理论普遍冷落,甚至诋毁。曾经长期在全世界的大学排名中独占鳌头的哈佛大学,原本的校训是:“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与真理为友”;而当下的哈佛,差不多已经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抛到了九霄云外,代之而起的,是谁也没听说过的,某些亚非拉专制落后国家的三、四流人物。这叫作“多元文化主义”。对于这样的演变,有人喜有人忧,大体而言,是左派喜、右派忧。 为概念清晰起见,我们现在最好是把共和与近代自由民主(民主1)看成一体(共和=自由民主),把“温和民主”定义为在自由民主当中与自由携手而行的民主成分,即不排斥自由的民主2。换言之,温和民主(正统民主、好民主)=自由民主中的民主成分=共和中的民主成分。我把“极端民主”,即反自由、不自由、排斥自由的民主定义为“民粹民主”。笔者说“好民主是自由民主”是不够准确的,因为自由和民主根本不是一回事。严谨地说,好民主是自由民主(=共和)当中的温和民主,温和民主是有限民主,是与自由民主中的自由成分、与共和制中的君主制成分-贵族制成分保持平衡的民主;而坏民主就是极端民主、民粹民主,坏民主是走极端、不受约束,不自由反自由,排斥共和制,反对分权制衡的宪政,反对法治与人权保障的民主。简言之,极端民主、坏民主就是多数人的专制,就是多数暴政。 如果把纯民主、民主2提炼成一句话,那就是 “多数人的统治+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人的统治(通常是多数穷人的统治)”是对国家治理原理之一“谁统治”问题的回答。国家治理原理之二是“如何统治”,民主2则对此无所言说。当民主2是温和民主时,它与自由是可以相容的,而极端民主则主张多数人的绝对权力,民主2就变成了多数人的专制。仅当与法治宪政所切实保障的个人自由与平等人权相容、受其制衡约束时,“多数穷人的统治”才是好民主、温和民主,反之就是坏民主。而“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2的决策规则,是原理付诸实践后的实操和实践。 为行文简便,本书提及“民主”之处,如不加说明,通常是民主三义混用的,请读者根据上下文做准确理解。民主理论的现状就是如此,无可奈何。 民主的概念梳理到此为止,再看具体案例——古希腊城邦民主的典范雅典。 雅典民主所谓“人民的统治”词义不清,不但这“人民”不是指称全体国民,而且实际参与国家治理的只是公民而不是全体国民,国民和公民并不是一回事,甚至,公民也从来不占国民的多数。雅典“人民的统治”的“人民”仅限于公民,而公民是指享有政治权利的自由民成年男性,他们在大约20万国民当中只有4-5万人而已(大体如此,说法不一),国民中的妇女、奴隶、未成年人和非雅典自由民血统的外邦移民都不是公民,就连久居雅典、大名鼎鼎的亚里士多德都不是雅典公民。 由此可见,雅典城邦民主无疑仅仅是少数人、而且是极少数人的统治,仅占国民总数大约1/5的公民的统治。 不仅如此。当雅典的城邦民主衰败、劣质化后,少数贵族-富人与多数平民-穷人阶级固化、两极对立,经过多数决民主选举,民主便成为4-5万公民中的多数人近乎绝对的统治,这“多数人”不但不是国民的多数,而且固化、劣质化后,成为公民-选民中多于半数的平民-穷人的统治,他们更是全体国民当中的极少数人。 可见,字面上的“人民的统治”从诞生那天起就名不符实,而且是严重的名不符实。 以上概念澄清和个案分析虽然繁琐,却至关重要,希望读者反复阅读、留心分辨,否则后边的所有论述都会陷于混乱。 比较当代民主的通俗表述“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不难看出它比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水平低了很多。 第一,少数永远要服从多数吗?如果不是,什么时候应该服从,什么时候不该服从? 第二,多数尊重少数,“服从”之后还能有尊重吗?我一切都要服从你,尊重从何谈起?你就是摆出一副高姿态,听听我的不同意见,然后就要我服从你,如此而已吗? 第三,说到底,少数凭什么要服从多数?是多数人永远正确,还是多数人永远正义,或智慧?根据何在?谁提供过有说服力的论证?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为数众多的民主派从来没有、也不屑于深思这些问题,只是人云亦云,如同信徒念经一样简单重复“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这句教条,视之为天经地义,不由分说、不容争辩。人类文明是在进步吗?总体而言是(暴力的减少是主要依据,参见平克《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书),但民主理论并非如此,反而比亚里士多德大为退步。简直匪夷所思。 特别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是,为什么古希腊的好民主——温和民主会败坏,成为多数人只顾多数人自身私利、不依照正义良法而治的极端民主?这不仅是古代民主才存在的问题,相反,是民主的永恒问题,民主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 最根本的原因是,古希腊城邦民主的制度设置非常粗陋,它是直接民主,是公民大会一人一票投票然后少数服从多数直接作出一切政治决定,既没有设置对多数人意志的制度约束,也不存在“权力使人腐化,绝对权力绝对腐化”的近代自由宪政限权理念和政治文化;尤其重要的是,古代希腊人完全没有个人自由观念,他们口称的“自由”是指个人身为自由民、不是奴隶,以及城邦免于被征服,免于全体沦为奴隶。前者并不包含近代个人主义的“个人自由”涵义在内,而后者是集体自由,与德国式的国家主义的自由类似(详见拙著《马克思为什么是错的》“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一节)。希腊人的“自由”是与奴隶制紧密相关的,脱离开奴隶制谈希腊人的自由是没有意义的。 在当下中国,个人自由与权力制衡已经日益赢得各界精英的认同,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政治思想理论的巨大进步,而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民主观当中几乎没有限权的概念,一直是民粹民主,即从古希腊城邦的极端民主到“巴黎公社式民主”再到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无产阶级大民主”——非常遗憾,也是当前美国部分民主党人和台湾部分民进党人正在追求的、只要数量没有质量的劣质化民主,不自由反自由的民主。按照这样的思想认知去推进民主,自由民主日益劣质化,逐渐演变为民粹坏民主,甚至,西方文明整体衰落,就不是不可想象的了。 亚里士多德生活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战败之后的雅典,城邦民主已经崩坏,它为何“变态”,正是他政治学研究的重点所在。限于历史条件,亚里士多德不可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但他的研究影响了随后的罗马共和。在早前的古代王制被废之后,经过漫长而幸运的实践,罗马共和发展出一整套相当复杂的混合政治制度,简单说来,它是代表贵族的元老院和代表平民的公民大会的混合——罗马共和的正式名称就叫做“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其中元老院的权力更大,亚里士多德称之为“贵族共和”。反过来,如果平民权力居优,就是“民主共和”。戈登教授在其杰作《控制国家》中甚至断言,贵族共和优于民主共和。 最早将共和界说为“混合政体”的,是古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公元前205—前123年);再经西塞罗的传播,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是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政体六分法的完善化、系统化,近代以来源于洛克和孟德斯鸠的分权制衡宪政组织原理不过是西方文明这一源远流长的共和主义传统的发扬光大,并最终在英美自由民主的政治实践中结出了硕果。 除了把混合政体思想和罗马共和的现实相联系,以及把亚里士多德所说,混合政体是各阶级之间的平衡,解说为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平衡之外,波利比乌斯和西塞罗在理论上并没有什么创新。他们所使用的拉丁文共和(Res publica)的词义核心“共同利益”“共同体”(英文commonwealth)等集体主义、共同体主义、社群主义精神——每个人都要积极融入共同体、成为其中一员,对内免于一人或部分人的专制,对外免于外族人的奴役,也都是源于古希腊城邦政治所一贯强调的高度一致、团结一心、为公益奉献牺牲、整体利益高于一切的“集体自由”,大有别于近代自由主义所格外珍视的个人自由、个体性权利。因此,古代罗马的共和主义与近代自由主义并不完全重合。这是当时城邦林立、小国寡民且连年征战,一旦战败不是遭屠城之祸,就是被掠为奴,这样一种严酷社会现实合逻辑的结果,沿用到今天则不但没有必要,事实上这种极端的集体主义往往成为极权专制政体奴役人民的借口。 但这并不等于说另一个极端——忽视道德的极端就是对的。受实证主义哲学“排除价值”“价值中立”影响的“价值空洞的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极端派——自由至上主义——完全不顾及公民美德以及对政府、对企业的道德要求,将道德排除于政治领域之外,也会弊病丛生。在这方面,罗尔斯、德沃金,与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这位市场万能论者干脆说企业不该承担社会责任)等自由主义者意见分歧。换言之,与“民主”大家族类似,“自由”也是一个大家族,成员众多(详见拙著“自由与自由主义三派”一文)。 显而易见,共和与民主是两回事,优质正义的民主只是共和混合制度的组成成分之一,并且是指少数人、贵族和富人的利益和意见得到充分照顾的温和民主。民主共和则是居人口多数的穷人事实上在政治格局中占优,但仍然遵守共和正义原则和法治约束的政体。由于现实中君主、贵族和平民三种成分的平衡往往不能恰到好处,当贵族或富人势力占优时,就是贵族共和,而平民或穷人势力占优时为民主共和。20世纪以前的杰出思想家——包括美国的制宪国父在内——通常都倾向前者而不是后者(参阅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 […]
06.12.2025 04:43 👍 0 🔁 0 💬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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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琦 | 居鲁士大帝和犹太人的命运 - 议报 01 从公元前606年到公元前586年的二十年时间里,以色列先后三次被新兴的巴比伦帝国所灭,国王及贵族被掳往巴比伦城。直到公元前538年,波斯国王居鲁士大帝统治巴比伦时期,犹太人才被允许从巴比伦流放地返回耶路撒冷。 这次回归,不仅是历史事实,而且更具历史意义。说它是历史事实,是因为著名的历史文物“居鲁士圆柱“记载了此事,圣经里也多次提及。说它具有历史意义,是因为它将犹太人的命运与耶和华(犹太教里的上帝)应许的以色列重新联系起来。 以色列是犹太人心中永恒的灯塔,犹太人回归以色列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这不仅仅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迁徙,而是回归自由和解放。数千年后的今天,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依然要回到耶路撒冷,拥吻象征着犹太人“终极目的地”的西墙(哭墙)。无论身在何处,无论他们的祖先何时离开故土,犹太人的命运都与以色列这块土地紧密相连。从耶和华把以色列许给犹太人的那一刻起,回归便成为他们永恒的盼望。 耶和华是犹太人唯一的主宰,也是他们力量和勇气的源泉。流亡和迁徙是犹太人的宿命。即使经常面对绝境,但他们从未屈服于命运,因为他们知道耶和华会拯救他们。以色列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上的家园,更是犹太人灵魂深处渴望的归宿。 《出埃及记》记载了犹太人逃离埃及的压迫和剥削,返回上帝应许之地的故事。法老用尽各种借口阻止他们离开,但他们毫不动摇。他们克服了法老施加的接连不断的灾难,最终踏上了前往旷野的旅程。他们宁可选择进入旷野而不是留在埃及,展现了他们返回上帝所拣选的故土的决心。正是以色列这片土地,始终焕醒着犹太人回归故土的梦想,并支撑着他们重建圣殿的希望。对于散落在地球各个角落的犹太人,以色列是永远闪耀着自由与解放的光辉的灯塔。 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归并非对《出埃及记》的简单复制,而是它的升华版。《出埃及记》和从巴比伦回归的核心主题是犹太人与耶和华的盟约。与其他历史上的民族不同,犹太人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与上帝的联系,当犹太人跟随或顺服耶和华时,他们就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反之,如果他们违了背耶和华的旨意,就会受到惩罚。犹太人被流放到巴比伦,就是因为他们拒绝信奉耶和华而得到的应有的惩罚。 02 波斯帝国疆域辽阔。鼎盛时期,其疆域西起巴尔干半岛,南至印度的印度河流域。波斯帝国发展出一套高效的中央集权行政体系——总督制度。该制度非常灵活,波斯人经常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进行调整。他们甚至容忍政治难民,欣然接纳那些在国内失势的希腊政治家,例如雅典的阿尔西比亚德斯。考虑到当今西方一波接一波的反难民浪潮,两千多年前波斯人就愿意为难民提供庇护,这着实令人惊叹。这或许也对居鲁士大帝后来统治巴比伦时推行的宗教宽容政策产生了影响。此外,波斯帝国统一使用官方语言,这并非旨在统一文化,而是为各民族多元文化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征服了近东的几个帝国之后,波斯皇帝居鲁士大帝将目光转向了巴比伦。遗憾的是,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关于这段历史只有寥寥数段提及。而且这些段落似乎更多地是在讲述居鲁士的传说,而非有关征服巴比伦的历史事实。当居鲁士的军队逼近巴比伦时,底格里斯河的一条支流金德斯河阻挡了他的去路。居鲁士命令他的军队驻扎在河岸边,在河的两岸各修建一百八十条运河,以报复底格里斯河的“傲慢”。第二年早春,波斯人进军巴比伦,并在城外与巴比伦人交战。巴比伦人战败,撤回城内。居鲁士围攻巴比伦,并将其封锁。最终,波斯人通过引河水形成湖泊,从而突破了城防,进入巴比伦。 这个故事的前半部分显而易见来自于传说。因为在居鲁士时代,他的士兵怎么可能在短短几个月内完成如此惊人的工程奇迹呢?然而,这段叙述也为我们揭示了一些有用的信息:征服的统帅是居鲁士大帝,而且征服过程相对和平,巴比伦人似乎并未对入侵者进行顽强抵抗。这种相对和平的过渡对于维持巴比伦原有的统治体系、保护贵族、地主和商贾的既得利益至关重要。避免战争带来的暴行,确保了新巴比伦帝国先前统治者所开创的繁荣得以延续。 居鲁士征服之后,巴比伦被并入波斯帝国,成为其一个行省。得益于居鲁士的怀柔政策,“帝国建立之前的种种习俗在波斯统治下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居鲁士显然非常重视巴比伦地区,这可能是因为该地区对波斯帝国繁荣的经济和多元文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巴比伦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值得关注。如今,人们普遍认为自由的政治制度有利于经济发展。最显著的例子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在短短30年内,中国经济从一个贫困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成功归功于中国政府改变了意识形态,归还了人民一部分自由。这些自由本应是人民的权利,此前却被政府剥夺了。其实这套政策两千多年前居鲁士在巴比伦已经采纳过。或许将居鲁士在巴比伦实施的制度称为民主制度并不准确,但它确实与自由和公民权利息息相关。 首先,土地的重新分配是基于功绩而非世袭的社会等级。在波斯统治之前,贵族通过继承拥有大部分土地。居鲁士掌权后,他将土地赏赐给为国家效力的人,特别是士兵或帝国军队的将士。但这些受赏者仅拥有土地的使用权,而非所有权。这项措施避免了通过继承产生新的食利阶级,同时土地作为一种激励手段,也最有利于统治者。其次,更重要的是,“与波斯王室掌控一切不同,在巴比伦,一切都由私人企业家负责。”波斯人延续了巴比伦帝国推行的自由企业家精神,并发展出一种市场经济。“私人企业家在巴比伦经济管理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因此取得蓬勃发展。” 为了更清晰地阐明自由在社会和经济进步中的关键作用,我们引用希罗多德评论雅典战胜斯巴达、波俄提亚和卡尔基迪亚联盟的胜利的话:“平等和言论自由不仅在某一方面,而是在所有方面都显然是有益的……这清楚地表明,当他们被奴役时,他们不会竭尽全力,因为他们是在为监工效力;但当他们获得自由时,他们理应取得胜利,因为每个人都在为自己而战。” 自由是人类的固有属性;自由拥有强大的力量,能够帮助个人或机​​构实现其目标。 03 居鲁士时代遗留下来的重要文物“居鲁士圆柱“上的铭文宣告了所有流亡民族的解放:“我召集了他们所有人,并将他们送回了他们的定居点。”“我让他们毫发无损地回到了他们的居所,回到了让他们感到幸福的圣所。”居鲁士不仅允许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也允许所有其他流亡在巴比伦的民族返回他们的祖国。 历史记载中没有任何篇章比希伯来《圣经》更清晰地描绘了居鲁士在促成犹太人回归以色列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希伯来《圣经》里记载了这项划时代的诏令:“波斯王居鲁士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属耶和华子民的,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让他上去吧!”(历代志下 36:23) 这段诏令在紧随其后的《以斯拉记》开篇(以斯拉记 1:1-2)里再次出现,这样的重复强调了该诏令的重要性。居鲁士还要求他的臣民:“凡幸存者,无论住在何处,都要得到当地居民的帮助,用金银、财物和牲畜,以及为耶路撒冷圣殿献上的祭品。”(以斯拉记 1:4)居鲁士不仅释放了被掳的犹太人,还允许他们带着所有财产和物品前往耶路撒冷。此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圣殿掠走的器皿也归还给了犹太人(以斯拉记 1:7)。居鲁士的仁慈不仅使犹太人一路受益,最终抵达耶路撒冷,还帮助他们重建了圣殿。“他们用居鲁士赐予的赏赐购买了雪松木材”(以斯拉记 3:7)。 继任者延续了居鲁士对宗教宽容的做法,允许人们敬拜地方神灵。居鲁士被犹太人称为解放者,因为他永远地改变了犹太人的命运。有意思的是,当代伊朗人也尊居鲁士为建国之父。如果考察他对犹太流亡者的慷慨关怀,他无疑配得上“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称号。能被现实世界的人称作仁慈的君王,又在《圣经》中有圣贤地位的人,举世罕见。 居鲁士对不同宗教的宽容在今天依然具有启发意义。居鲁士时代的波斯,是一个信仰众神的国度。居鲁士能够容忍犹太人的一神教,并允许耶和华的儿女返回耶路撒冷,建造圣殿,这大度让人敬佩。然而,耶和华不允许他的信徒敬拜其他神灵,并对违者施以严厉的惩罚。当我们审视当今以色列和伊朗的关系时,我们不得不面临一个困境:一位多神教徒曾向一神教徒提供至关重要的帮助,并被尊为他们的解放者,而他们的后人却视对方为异端,水火不相容,势不两立。我们重温这段发生在2500年前的历史,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居鲁士之于伊朗,就如同华盛顿之于美利坚,两人同为建国之父;居鲁士之于犹太人,就如同林肯之于美国民族,两人同为拯救者。 居鲁士对待外邦人和流亡者的态度令人印象深刻。犹太人被从他们在犹太的家园掳掠到巴比伦,沦为俘虏。外国人身处异国他乡,总是处于弱势地位,更遑论沦为俘虏。记得前几年参议院对一位总统任命的候选人进行质询,这位被质询者是一位来自俄罗斯的移民。因为她出生并成长于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因而被怀疑是共产主义同情者时,被质询者不无悲伤地回答:“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无法决定我的出生地。” 对外族的流放、驱逐、偏见、歧视和隔离从未在国际舞台上消失,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会消失。居鲁士统治时期,这些恶劣行径没有了市场,但后居鲁士时代,这些悲剧却一再重演。有人可能认为居鲁士生活在数千年前的古代,他的故事是编造的。对于这种说法,我们应该记着«希伯来圣经»里的话:“你们当查考巴比伦的皇家档案,看看居鲁士王是否颁布过重建耶路撒冷圣殿的诏令。愿王将此事指示我们。”(以斯拉记 5:17) 居鲁士允许犹太人返回以色列的政策,不仅改变了犹太民族的命运,也永久地改变了人类历史。 【议报首发,转载时请务必在正文之前加上出处和链接:https://yibaochina.com/?p=257051】【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05.12.2025 17:13 👍 0 🔁 0 💬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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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孔伏 | 香港宏福苑大火彻底埋葬了“一国两制” - 议报 香港宏福苑大火震惊中外,至今为止烧死156人,尚有30人失踪,住户倾家荡产,损失惨重,无家可归。中共大外宣香港《大公报》11月28日发表记者调查报导,披露香港建筑棚架(鹰架及防护网)工程的黑幕,直指其中“天价维修费、围标合谋、利益输送,工程品质”等;另有香港营造业人士透露,鹰架的阻燃网每张约港币90元,而没有阻燃功能的普通网仅需50元,且阻燃网被太阳曝晒后会变脆,只用一次就要丢弃,普通防护网则可不停重复使用。宏福苑大火发生前,相关部门甚少巡查防护网材质,不少业界人士便抱持侥幸心态铤而走险。在宏福苑大火之前,今年以来已发生9件棚架起火事故,其中有7件无人伤亡,其馀2件总计有5人送医。 另据香港劳工处发给路透社的回复,宏福苑住户去年曾多次针对维修工程的火灾隐患提出投诉,但当局却回复称他们面临的火灾风险“相对低”。该处补充说,2024年7月至2025年11月间,曾对宏福苑进行16次巡查,并且对承包商发生6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和3宗检控。但未说明其详情,大概是玩忽职守,文牍旅行,不了了之而已。 香港实行港版国安法高压维稳以来,香港日益大陆化,官员行政失去了自治权,唯命是从,法制不彰,造成官商勾结,腐败贪污日盛,人才流失,经济滑坡,民生日益艰辛困难。 港版制定之初,笔者曾撰写了拙文《港版国安法是一部非法无效的法律〉一文,发表在台湾《风传媒电子报》2024年8月23日和美国《北京之春》2024年10月号。 拙文指出: 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解决香港问题后,就成立了大陆和香港两地各届精英组成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经过长时间多次研究商讨和公开谘询后,才逐字逐句敲定最后文本,经全国人大多次审议后通过颁布。香港《基本法》立法公开透明,立法严谨,确实是一部难得的高质量法律。只要认真严格地贯彻落实香港《基本法》 ,就可以达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一国两制”,获得“香港小宪法”之美誉。正因为如此,邓小平为首的中共领导人非常认可和放心,将其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无需再为香港立法,全国人大仅保留对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而且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就安排为国安立法,无需再越俎代庖,画蛇添足。因此之故,港版国安法立法违宪,确实是一部非法无效的法律! 这是二十大习家军全面上位后,完成了习近平独裁体制,他才践踏人类道德底线,胡作非为,指使人大委员长栗战书知法犯法地制定通过了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港版国安法治理香港,实际上是废除取代了香港《基本法》,彻底否定了邓小平“一国两制。 正因为如此,宏福苑大火人祸惨剧发生后,全港各界反应强烈,谁都不愿被这样无辜惨死,纷纷要求调查人祸大火事实真相,追究相关工程人员厂商和官员的责任罪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90条规定:“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之一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处分;构或犯罪加,依照形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在网络上早已流传,中共不仅要追究对监督管理官员追责,而且重大事故造成35人死亡以上,还要追责地方领导官员。据此,有港民仗义执言,发起追责联署,已获成千上万港人签署。 这一依法依规的港人诉求,吓坏了习近平,他指使国安和军队首先发声,重走镇压香港“反送中”合理诉求的老路,威胁港人。据DW报导,驻港国安公署称要严惩“以灾乱港”份子,要求独立调查被视为“危害国安”,随即就有三名港人以涉嫌煽动罪名被捕。驻港部队也发表声明,驻军有维护香港社会安全稳定的责任,意即驻军不仅要守卫国防,而且要维护香港社会安定。香港特首李家超等港府官员获得了免责,欣喜若狂,对习近平感激涕零,向其效忠! 宏福苑大火惨剧发生后,习近平也做出了指示,照本宣科,表面上空口说白话以示关怀,实际上像毛泽东一样“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中共一元老评语)。正如近日推特网友秦剑波对他上台十几年来的评价那样: 十年执政两茫茫,党内定,红二郎。百业凋零,国运付黄梁。奈何草包烂肚肠,瞎折腾,不自量。 怨声一浪高一浪,脸皮厚,不下岗。路在何方?傻逼挂倒档。百姓家国无希望,成无赖,耍流氓。 才疏学浅无斤两,大撒币,指向东。国家大业,雄安事荒唐。无奈老天不买帐,淹涿州,灌廊坊。 天灾人祸无担当,推责任,躲迷藏。一带一路,几成烂泥塘。内外交困无法章,二百斤,还能扛? 今年中国经济指标会面下滑,失业严重,通货紧缩加上严重的债务危机,经济即将全面崩溃。现在中共从中央到地方都背负著钜大债务,中央财政捉襟见肘,地方财政入不敷出,日益艰难,发不出公务员工资接连发生,甚至有的拖欠数月之久。这已经清楚地表明,中国财政已经开始崩溃!历史经验教训证明,任何专制独裁体制的崩溃倒台,都是财政崩溃先于政权。苏联解体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苏军备竞赛争霸,致使苏联财政债务的崩溃。 发起宏福苑大火人祸惨剧追责联署人被抓捕,当局企图杀鸡警猴,倘若成千上万签署者都敢于站出要求当局放人,广大港人声援,那么中共也就亳无办法,完全不可能再像镇压“反送中”那样的悲壮的结局。因为历史事件会重复上演两次,一次是悲剧,再次是喜剧,这是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 香港宏福苑大火人祸惨剧给予台湾人警示,切莫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挂起,做冷眼旁观者,害人害己! 作者係中國歷史學者、作家,曾在《明報月刊》、《香港作家》、《文綜》等雜誌發表文作品,現客居泰國曼谷。 【议报首发,转载时请务必在正文之前加上出处和链接:https://yibaochina.com/?p=257045】【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05.12.2025 04:30 👍 0 🔁 0 💬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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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丛】南亚地缘政治中美印巴中关系的交织动态 - 议报 来源:Providance,2025 年 12 月 2 日 作者:Jianli Yang(杨建利)和Jamie Daves 译者:Fred 11月12日和13日接连发生爆炸事件——  先是新德里标志性建筑红堡附近发生汽车爆炸,随后24小时内伊斯兰堡司法大楼外又发生自杀式爆炸——印度和巴基斯坦迄今为止都保持了克制:既没有立即展开激烈的相互指责,也没有采取公开的报复行动。在美国日益深入地介入南亚政治以及围绕其展开的微妙权力博弈的背景下,如果不了解构成亚洲当前平衡的三大战略三角——美印中三角、美中巴三角和美印巴三角——就无法理解这种克制。这些相互交织的格局长期以来影响着此区域国家的动机,并在危机时刻悄然构建着遏制局势升级的边界。 当今亚洲的权力架构与其说是由正式联盟构成,不如说是由一系列相互交织的三边关系构成,而美国则处于这些关系的核心。每种关系的运作方式各不相同:一种关系基于战略趋同,一种关系基于谨慎共存,还有一种关系则侧重于危机管控。它们共同体现了华盛顿在当今大国竞争时代维护自身霸权、同时防止地区崩溃的努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三角关系正逐渐形成一种稳定的模式:美印关系日益密切,中巴关系依然保持着不对称的伙伴关系,而巴基斯坦则在平衡对两大强国的依赖时,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随着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态度从助长冲突转向维护稳定,印度的影响力也随之增强。 第一个三角关系——美印中——是印太地区力量平衡的基石。印度已成为华盛顿制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和技术影响力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印合作的契合点基于三个相互交织的逻辑:对中国日益强硬姿态的共同担忧、印度对技术和资本的需求,以及美国寻求可靠的民主伙伴。自 2005年至2008年民用核能开放以来,双方合作已通过四项基础性防务协议得以制度化,它们是,《全球安全情报组织国际协议》 (GSOMIA,2002年)、 《后勤交换协议》  (LEMOA,2016年)、  《通信安全协议》( COMCASA,2018年) 和 《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BECA,2020年)。这些协议实现了安全通信、相互后勤保障和地理空间情报共享。这些协议已悄然将印度从一个国防客户转变为美国安全体系中可互操作的参与者。美印 iCET 框架将合作扩展到半导体、量子和人工智能领域,而 四方安全对话( the Quad) 则提供了一个海上和外交框架,将印度嵌入民主安全体系之中。 从华盛顿的角度来看,这个三角关系以最小的代价倍增了力量,在不承担正式联盟义务的情况下增强了威慑力。对新德里而言,它提供了高端能力和全球合法性,同时又保持了战略自主性。然而,对北京来说,它代表着一种隐蔽的包围:一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联盟限制了其从喜马拉雅山脉到南海的行动空间。随着竞争的加剧,印度对美国的价值只会越来越高。这个三角关系的制度性高频互动使其具有自我强化的效应;它很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决定印太地区的平衡格局。 第二个三角关系——美中巴——并非建立在趋同之上,而是围绕一个弱国相互制约。美巴关系历来断断续续,受零星危机而非原则驱动:冷战时期的遏制政策、20世纪80年代的反苏圣战以及9·11事件后的反恐行动。正如美国前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 所言,巴基斯坦对美国的重要性通常源于“第三方”。如今,这个“第三方”主要是中国。与此同时,巴基斯坦仍然是美国在南亚的主要贸易伙伴,华盛顿方面也时常试图“重启”两国关系,以促进稳定和反恐,而非建立联盟。 中巴“全天候”伙伴关系具有战略纵深。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北京一直向巴基斯坦提供武器装备,并在外交上为其抵御印度提供掩护;在 中巴经济走廊(CPEC)框架下,这一关系构建了由公路、港口和电厂组成的经济框架,将中国最西部的省份新疆与阿拉伯海连接起来。即使在融资压力下,中国仍然通过债务减免、新贷款以及不断扩大的安全部署来保护其公民,从而保持着影响力——在巴基斯坦发生的多起针对中国工人的袭击事件后,这种保护措施得到了加强。对北京而言, 巴基斯坦 既是“一带一路”的展示窗口,也是通往印度洋的地缘战略走廊。 华盛顿目前与伊斯兰堡务实的重新接触政策范围 更窄:支持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关的稳定计划、有针对性的反恐行动以及有选择的能源/矿产合作——一种“竞争性共同管理”模式,其中美国提供流动性和外交支持,而中国则提供硬件和安全保障。对美国而言,应付巴基斯坦的脆弱性比挽救其失败更划算;对中国而言,维持巴基斯坦的稳定比取代它更便宜;对伊斯兰堡而言,生存之道在于两面讨好。这种模式与兰德 公司 关于中国国际政治策略的研究结果相吻合,该研究表明,北京运用经济和安全手段而非输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来巩固自身影响力。 第三个三角关系——美印巴三角关系——决定着南亚的日常稳定,并考验着美国的危机外交能力。自1947年印巴分治以来,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战争不断,危机频发——从 卡吉尔 到 巴拉科特——华盛顿屡次被迫扮演危机处理者的角色。在当今大国竞争的背景下,美国与印巴两国政府的关系具有互补性:与印度的伙伴关系强化了印太战略,而与巴基斯坦的接触则遏制了可能破坏该战略的局部不稳定因素。近期美巴之间的 经济会谈——包括关税、能源和矿业等领域——体现了这种“稳定优先”的策略,即便华盛顿与印度的国防和技术合作也在不断深化。 精心策划的美巴关系正常化具有多重作用。它能将中国的部分注意力和资源转移到保护在巴基斯坦参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中国公民身上;它降低了巴基斯坦沦为失败国家或跨国恐怖主义死灰复燃的可能性;它为华盛顿在危机时期提供了直接联系巴基斯坦军方的渠道;它还使新德里能够专注于现代化建设,而非疲于应对两线作战。简而言之,美国与伊斯兰堡的接触——巴基斯坦曾是印度疑虑的根源——如今却间接地增强了印度的实力,因为它将巴基斯坦从一个“搅局者”变成了一个可控的变数。即使巴基斯坦宏观局势的逐步稳定也能降低代理人战争的动机。 从整体上看,这些三角关系解释了为何长期联盟关系看起来具有可预测性。美印关系具有战略性和前瞻性,其核心在于技术合作开发、国防互操作性和供应链韧性。美巴关系则更具战术性,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并在必要时可以重启。印度提供战略互补;巴基斯坦提供风险管理。相比之下,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则因路径依赖而牢牢锁定——数十年的联合生产、卫星/导航一体化以及共享情报基础设施——并被北京官方反复强调的“铁一般的友谊”所强化。即便伊斯兰堡实现融资多元化,这些联系也确保了北京仍然是其首选的安全保障提供者。 在所有参与者中,巴基斯坦的负担最为沉重。它必须向北京保证忠诚,向华盛顿保证合作,同时还要向本国民众保证独立自主。经济上,它夹在中国的项目融资和西方的附加条件之间;政治上,它面临着美国遏制极端主义的压力和中国保护中巴经济走廊工人的压力——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国内民众反对外部控制的背景下。每一次援助或安全事件都削弱了它的战略自主性。巴基斯坦与其说是一个摇摆国,不如说是一个缓冲地带,人人都渴望它的稳定,但又没有人真正信任它。 印度则处于截然相反的境地,其拥有复合优势。融入美国情报和后勤网络(《通信安全协议》、《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陆路交通管理协议》)使其能够实时掌握陆地和海洋态势;获取美国目标定位和海上数据使其行动范围从安达曼群岛延伸至波斯湾;联合工业项目加速了本土能力的提升;华盛顿与伊斯兰堡之间的危机沟通渠道降低了两个核大国之间局势失控升级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中国日益重视保护其在巴基斯坦的公民和资产,这吸引了原本可能对印度构成压力的关注和资源。最终,新德里获得了战略上的喘息空间。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种格局既能保持平衡,又不会过度扩张。通过与印度的合作,华盛顿得以构建针对中国的长期能力和威慑力;通过与巴基斯坦的合作,美国可以管控短期风险;通过与中国的关系,美国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竞争,同时保持一定的区域克制。美国仍然是关键所在,它不断调整三角关系中的每一条边,以防止任何单一行为体占据主导地位——这是一种精心平衡的战略,与其说是追求主导地位,不如说是巧妙协调。 随着时间的推移,该体系逐渐形成一种动态且不平等的秩序。美印中三角关系围绕战略和技术竞争而趋于紧张;美中巴三角关系在有限合作与暗中对抗之间摇摆不定,因为这两个大国共同应对着巴基斯坦的脆弱局势;而美印巴三角关系则扮演着稳定器的角色,依靠美国的外交手段来遏制危机。在这种格局下,印度成为战略受益者,巴基斯坦成为被管控的对象,而中国则成为处境艰难的挑战者。这些三角关系的几何结构揭示了21世纪亚洲更深层次的真相:美国已无法完全掌控该地区,但它仍然可以通过占据交汇点来维持平衡。美国每向新德里迈出一步,都会迫使北京更加紧密地控制伊斯兰堡;而美国与伊斯兰堡每一次适度的重新接触,都会使中国的考量更加复杂,同时也会让印度感到安心。如今的权力不在于控制,而在于协调相互依存和管理不对称的能力——而美国仍然拥有这种能力。 上周发生的致命爆炸事件凸显了这三个三角关系对于解读南亚政治行为的重要性。印度的谨慎反应、巴基斯坦的措辞以及华盛顿低调的危机处理举措都符合一种模式:美国继续扮演着缓和局势升级、塑造激励机制以及防止恐怖主义相关冲击演变为国家间冲突的关键角色。本文所述的长期发展轨迹——印度在美国战略体系中的崛起、巴基斯坦对双大国管控的依赖以及中国与伊斯兰堡日益加深的联系——都有助于解释为何印巴两国此刻都在克制自身冲动。该地区依然脆弱,但通过理解这三个三角关系,我们可以明白为何在灾难发生后,各方都保持克制,以及为何以美国为支点的平衡架构依然能够在动荡中维系稳定。 【作者简介】 杨建利博士,中国前政治犯、天安门事件幸存者,是“中国公民力量倡议”的创始人和主席,也是《为了我们活着的人:照亮真相的旅程》一书的作者。 杰米·戴维斯是新经济思维研究所的董事会成员。 【议报首发,转载时请务必在正文之前加上出处和链接:https://yibaochina.com/?p=257035】【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03.12.2025 18:03 👍 0 🔁 0 💬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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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仲国 | 为什么特朗普调解俄乌战争屡屡碰壁? - 议报 11月30日,美国和乌克兰谈判代表就结束俄乌战争举行了会谈,内容包括可能的选举安排、领土交换与安全保障。这一会谈标志着围绕特朗普关于俄乌战争的28点和平计划宣告失败。美国重新开始探讨结束俄乌战争的可能途径。这也意味着特朗普近一年调解俄乌战争的再次失败。为什么特朗普在其他地区成功调停了军事冲突,而在俄乌战争问题上屡屡碰壁?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特朗普调解俄乌战争的立场是错误的。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反国际法 2022年2月22日,普京悍然发动了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普京为发动战争编造了虚假的理由,宣称他的目标是“非军事化和去纳粹化”乌克兰。普京将现代乌克兰描绘成纳粹国家,这是对历史的粗暴歪曲。2014年,普京在一场革命推翻了乌克兰亲俄总统,并由一个更亲西方的政府取而代之之后,占领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随后,普京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引发了一场低级别战争,亲俄代理部队占领了这些地区,并在莫斯科的支持下建立了叛乱国家。 普京发动战争的关键理由是不承认乌克兰作为主权国家的存在,声称“现代乌克兰完全是由俄罗斯在1917年共产主义革命后创造的”。在2021年一篇冗长的文章中,他甚至暗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是同一个民族”,其历史可以追溯到9世纪末。2024年,普京在接受美国电视脱口秀主持人塔克·卡尔森采访时,称乌克兰是一个“人造国家”。这些言论迫使人们得出结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目标实际上是要抹去乌克兰这个国家。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款,该条款是宪章的核心原则之一,要求联合国会员国不得“以武力侵害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普京和其他俄罗斯官员声称,俄罗斯使用武力是依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这种说法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第五十一条规定:“本宪章任何规定均不得减损联合国会员国在遭受武装攻击时享有的单独或集体自卫的固有权利。” 然而,乌克兰并未对俄罗斯或任何其他联合国成员国发动或威胁发动武装攻击。即使俄罗斯能够证明乌克兰已对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的俄罗斯人发动或计划发动袭击,《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也不允许俄罗斯采取集体自卫行动,因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并非联合国成员国。事实上,尽管它们声称已从乌克兰分离,且俄罗斯也承认其独立地位,但根据国际法,它们甚至不具备国家的定义。 普京声称乌克兰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对俄罗斯人实施“种族灭绝”,这虽然是俄罗斯试图以国际法为由为其武力使用辩护的拙劣伎俩,但同样缺乏事实依据,而且无论如何,这都不能赋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权利。《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将种族灭绝定义为旨在全部或部分消灭某一民族、族裔、种族或宗教团体的特定行为。没有证据表明乌克兰参与了任何已定义的行动,更没有证据表明其意图全部或部分消灭乌克兰东部的任何群体。即使乌克兰政府在乌克兰东部对俄罗斯人犯下了侵犯人权的行为,《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和《联合国宪章》均未授权缔约国或联合国成员国使用武力来纠正灭绝种族罪或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俄罗斯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为独立国家,这与规范国家主权和分离的国际法相悖。一般而言,国际法要求尊重国家领土完整,不允许国家的任何地区宣布独立或脱离。一些国际法专家认为,当一个民族遭受国家政府严重侵犯人权且无法行使内部自决权时,所谓的补救性分离可以作为最后手段。但这只是少数观点,几乎没有律师会认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在这种情况下分离是正当的。俄罗斯的行动似乎是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的重演。当时,克里米亚在全民公投中宣布脱离乌克兰独立,俄罗斯随即吞并了克里米亚。美国和大多数欧洲国家不承认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并认为俄罗斯非法占领了乌克兰的部分领土。 特朗普的调停撇开了国际法和国际正义的原则 今年2月28日,全世界都从现场直播的画面中吃惊地看到,特朗普团队指责和羞辱泽连斯基。美国近250年历史上从未发生美国总统在白宫当众羞辱一位来访的外国元首,更何况是美国总统明显站在普京一边。副总统万斯对俄乌战争的立场以及对特朗普表忠心的急切心态,解释了2月28日他指责泽连斯基的原因。泽连斯基迅速反击万斯,导致特朗普加入争吵,从而把原本相对礼貌的会晤演变成一场外交冲突。 导致这场外交冲突的根本原因是特朗普没有表现出维护正义的立场和维持国际秩序的决心。身为基督徒的美国人都应该知道《圣经》强调公正、怜悯和爱,神的正义体现在对善恶的公正审判和对弱者的保护。而美国作为二战后国际秩序视的缔造者理应清楚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违法了国际法。特朗普上任以来基本不提国际秩序和国际法,而是把自己当作房地产开发商,要求乌克兰首先与美国达成一个矿产协议。在特朗普倾向于普京的前提下,泽连斯基对签署矿产协定持怀疑和抵触态度。特朗普指责泽连斯基为独裁者和暗示他应该下台,从而导致面对万斯的指责时,怒怼了万斯,这激怒了原本就不带同情心的特朗普。 2月28日之后,特朗普中断了对乌军援和情报支持,而俄罗斯加紧对乌克兰狂轰滥炸,给乌克兰造成了巨大损失。好在泽连斯基能够面对现实,忍辱负重,反复感谢特朗普。特朗普在正式拿到了万亿美元的矿产协议后,才同意恢复中断的军援和情报支持。这就是特朗普对待乌克兰的方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特朗普看似更钟情于普京。他不批评普京违反国际法,也从不评论普京是独裁者。这一立场与前一任每个政府截然不同。特朗普除了有数不清的赞美普京的言辞外,多次被普京耍弄后,似乎仍然信任普京。这令外界不得其解。 今年8月,特朗普用红地毯迎接普京到阿拉斯加举行会晤。这是自2007年以来,美国总统首次邀请俄罗斯领导人来美国进行私人会谈。原本特朗普提出用领土换和平,在遭到欧洲领导人反对后,特朗普提出立即停火,并威胁说,如果战争不能在50天内结束,他将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峰会后,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对普京大加赞赏。但普京回到俄罗斯以后,立即表示不愿意与乌克兰直接谈判,一切回到原点。普京加大力度打击乌克兰。特朗普立即发话批评俄罗斯是纸老虎,并暗示美国准备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式”巡航导弹,同时特朗普准备对俄罗斯石油出口实施二级制裁。这是特朗普不多的对俄强硬表态。 10月16日,特朗普与普京通话后宣布举行布达佩斯峰会,但又被取消。特朗普称与普京举行峰会将是“浪费时间”。“浪费时间”不等于特朗普失去了对普京寄予的希望,奉行个人外交的特朗普偏爱普京远胜过应该支持的泽连斯基。丘吉尔说:“指望美国人做出正确的事情,要等他们把所有的错误都尝试一遍后。”特朗普多次劝说普京结束俄乌战争已被证明失败。同时,普京也没有证明发动战争取得胜利,三年半的战争俄罗斯超过100万俄罗斯士兵死伤的代价,占领了1%的乌克兰领土。另有19%的乌克兰领土在俄乌战争之前被亲俄的分裂势力控制。 普京不愿意结束战争有充分的理由:第一,战争为普京的独裁统治提供基础。对于独裁统治来说,没有比战争更好的国际背景了。正如遏制苏联的设计师乔治·凯南曾经说过的那样:“苏联领导人不得不将外部世界视为敌对的,因为它为独裁统治提供了唯一的借口,没有这个借口,他们就不知道如何统治。”在普京的第三届总统任期中,当收入和经济增长放缓时,普京将其政权合法性的基础转向了军事化的爱国主义,首先体现在2014年入侵和占领克里米亚。 第二,战争使普京得以假装俄罗斯仍然是一个大国。普京在瓦尔代俱乐部上的发言阐述了他对国际秩序的愿景,这就是不满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多极化”和“多中心主义”是普京心目中的国际秩序。俄乌战争成为俄罗斯彰显存在感的舞台,迫使西方国家认可俄罗斯作为一极的存在。普京就这样把俄乌战争转化为其执政的合法性。 第三,普京最需要的是胜利。唯独取得战争的胜利才能维持普京的独裁地位,才能够帮助克里姆林宫平衡战后问题以及对死伤者记忆的冲击。普京视一劳永逸地解决乌克兰问题将成为他奠定政治遗产和历史地位的一项成就,这将使他与伊凡雷帝、彼得大帝,甚至与斯大林并列为俄罗斯伟大的建国者。俄乌战争关乎普京的历史地位。如果战败,普京无疑是俄罗斯民族的罪人,民众无法接受俄罗斯已沦为中国和朝鲜附庸国的事实。俄军11月扎波罗热州(Zaporizhzhia)占领272平方公里领土,相当于此前四个月的总和,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Dnipropetrovsk),占领近200平方公里领土。这使普京更加坚信俄罗斯的实力能征服乌克兰。 28点和平计划相当于乌克兰的投降书 正当人们以为特朗普因为被普京多次耍弄会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时,突然被媒体披露了一份28点的乌克兰和平计划。按照Axios网站的披露,克里米亚、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将被承认为事实上的俄罗斯领土,包括被美国承认。乌克兰军队将从其目前控制的顿涅茨克州部分地区撤出。乌克兰同意在其宪法中写入不加入北约的条款,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规模将限制在60万人以内。这几点核心条款等于让乌克兰不战而降,不仅要失去关键的顿巴斯地区,而且要放弃俄军还没有占领的土地。战后的乌克兰没有独立的主权,不仅军队人数受到限制,而且丧失主权。 感谢彭博社公开威特科夫与普京助手的电话录音,让全世界看清楚28点是普京的愿望清单,并为下次战争做准备。把这个电话的时间与之后的时间联系起来,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0月14日,史蒂夫·威特科与俄罗斯官员尤里·乌沙科夫进行了通话。10月17日,乌克兰泽连斯基在华盛顿特区与特朗普举行了会晤。特朗普曾暗示他将向乌克兰军队出售“战斧”远程巡航导弹,但他最终没有这样做。或许是因为乌沙科夫听从了威特科的建议,说服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10月16日致电特朗普。换句话说,威特科不仅可能帮助阻止了这笔军售,而且亲手炮制出28点计划。 特朗普在媒体披露28点计划后作出迅速反应,对乌克兰下最后通牒,要求乌克兰在感恩节前签字,而且要求泽连斯基对特朗普感恩戴德。11月21日,泽连斯基以一种完全不同于过去那种毫不妥协的语气,对本国人民说出一番令人心痛的话语:“我们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艰难的时刻之一,针对乌克兰的压力从没有如此巨大。“从今天起,乌克兰面临一个非常困难的选择,或者失去尊严,或者失去一个关键的合作伙伴(美国)。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严厉批评了28点计划,称其背叛了和平与自由,并将特朗普比作内维尔·张伯伦。她在X网站上写道:“特朗普向乌克兰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向俄罗斯投降,最终赢得了一项‘奖项’:内维尔·张伯伦奖,表彰其背叛和平、自由和正义的行为。”《政客》网站报道。欧洲对特朗普政府最新的乌克兰和平计划感到愤怒,更糟糕的是,欧洲领导人担心这只会助长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娅·卡拉斯在布鲁塞尔对记者表示:“压力必须施加在侵略者身上,而不是受害者身上。” 一些共和党人对特朗普政府调解俄乌战争出现混乱状态表达不满。众议员唐·培根呼吁解雇维特科夫,他在X网站上写道:“很明显,维特科夫完全偏袒俄罗斯。他不能被信任来领导这些谈判。”众议员布莱恩·菲茨帕特里克也在X网站上写道:“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这些荒谬的幕后交易和秘密会议必须停止的众多原因之一。”退役空军上将贝肯表示:“看来(特朗普政府内部)有些人另有图谋,”贝肯说道,并补充说,与威特科关系密切的人“90%”都与俄罗斯的意愿一致。“这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糟糕——我们应该采取更加统一的策略。” 正是由于反对的声音,特朗普后撤了对乌克兰的最后通牒。围绕着28点的和平计划另起炉灶,这就是后来的新28点或者19点之说。 放弃顿涅茨克等于敞开乌克兰大门 曾担任乌克兰首席谈判代表的安德烈·叶尔马克对外界表示,只要泽连斯基还是乌克兰总统,他就不会同意以割让领土换取和平。“只要泽连斯基还是总统,就没人能指望我们放弃领土。他不会签署割让领土的协议。”“宪法禁止这样做。除非有人想违背乌克兰宪法和乌克兰人民的意愿,否则谁都做不到。” 近四年来,俄罗斯军队要集中在顿涅茨克,这是乌克兰的工业中心地带。 2014年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自那一年起,乌东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部分地区一直处于亲俄代理人的控制之下。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俄军占领了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大部分地区,并夺取了乌克兰南部赫尔松和扎波罗热的部分地区,并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普京于2022年9月宣布,俄罗斯对这四个地区拥有全部主权。目前,俄罗斯占领了卢甘斯克除一小部分以外的全部,顿涅茨克约70%,控制着顿巴斯地区约88%的土地,控制着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约四分之三的领土。 乌克兰自2014 年起,在顿涅斯克构建了一条“堡垒带”(fortress belt)。这条堡垒带北起斯洛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南至德鲁日基夫卡和科斯特扬季尼夫卡。该地带是一个城市化的区域,密集的建筑和工业区构成了一道屏障,并用铁丝网、混凝土、碎石和混凝土“龙牙”层层加固。堡垒带”既包括被动防御工事,包括从前到后绵延数英里的碉堡和战壕网络,也包括主动防御工事,例如,雷区和坦克陷阱。8月12日,战争研究所(ISW)认为,俄军夺取“堡垒带”还需要数年时间。 顿涅茨克是守护基辅的战略门户,迫使乌克兰割让顿涅茨克州的剩余土地给俄罗斯,将使俄军在乌克兰境内向西推进82公里,将为俄罗斯在未来更有能力深入乌克兰腹地发动打击。俄军利用斯洛维扬斯克,以及沿E-40哈尔科夫市-新沙赫京斯克高速公路进一步推进,从南部进攻哈尔科夫州的伊久姆,使俄军距离伊久姆约20公里。再向西,俄军可以直逼基辅。顿涅茨克由此成为乌军三年半战争殊死奋战的关键。 再看看乌克兰人如何看待土地换和平。民意显示,越来越多的乌克兰人倾向于放弃部分土地。6月10日,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KIIS)发布民调显示,约48%的乌克兰人“坚决”反对为了实现和平而“事实上”承认俄罗斯对被占乌克兰领土的控制。4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愿意做出让步,以便与莫斯科达成和平协议,前提是协议中不包含对俄罗斯控制的正式或法律上的承认。乌克兰人更不愿接受对俄罗斯占领的法律承认,68%的受访者表示坚决反对,而24%的受访者表示,如果此举能带来和平,他们愿意接受。78%的人坚决反对移交俄罗斯目前未占领的乌克兰领土。 这就是说,乌克兰最可能接受土地换和平的方式是以目前的接触线为基础谈判土地问题。乌克兰领导层已悄然接受其军事实力不足以完全收复全部被占领土的现实。泽连斯基在与特朗普和欧洲领导人的视频通话中表示,他愿意在冻结当前战线的停火之后,就领土问题进行谈判,但绝不会在法律上承认俄罗斯的战果。但他又暗示会接受俄罗斯事实上已控制部分乌克兰领土的现实。最好的情况或许是将俄罗斯的控制范围限制在俄军已占领的区域。由此,俄乌双方谈判顿涅茨克的归属成为土地谈判的关键。 战略视角下的俄乌战争 俄乌战争是21世纪新冷战背景之下两大阵营之间的军事较量。以中俄为核心的邪恶轴心借助侵略乌克兰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最新能说明普京战争意图的是,10月2日普京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全体会议时的发言。他指出,俄罗斯倡导多级世界,致力于消除集团对抗的根源,建立共同的安全空间,曾两次宣布准备加入北约。第一次是在1954年。第二次是在2000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访问莫斯科期间。两次都遭到了断然拒绝。普京以此为起点怨恨西方世界。 他指出,西方想要将俄罗斯驱逐出全球体系,根本就不肯放过俄罗斯。西方从政治、文化和信息孤立俄罗斯,迫使俄罗斯经济自给自足。但普京自信地宣称,虽然西方对俄罗斯实施战略性打击,但没有俄罗斯,全球平衡就无法建立。普京以深陷阴谋论、历史盲点和对自身历史地位的执念之中。既然西方对俄罗斯实施战略打击,普京的对策是实施反西方战略。俄乌战争是普京反西方战略的重要一环,从这点上认知俄乌战争,等于否定了俄乌战争归结为领土问题的简单化,从而有助于理解普京所言解决冲突的“根源”。 普京挑战西方正好与习近平的“东升西降”“时与势在我一边”一拍即合。2023年03月,习近平在结束访俄行程之际,对普京说了一句话,称所谓百年变局,“我们共同来推动”。普京则回应同意。习近平语境中的百年变局就是“东升西降”,西方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2000年美国大选的混乱和拜登从阿富汗撤军的惨状,让普京确信美国的腐朽和没落,他选准时机入侵乌克兰。习近平为武统台湾需要俄罗斯的军事支持。这两个独裁者为各自的野心密谋勾兑。 2022年3月2日,《纽约时报》报道,西方情报显示,中国高级官员在2月初告诉俄罗斯高级官员,在北京冬奥会结束前不要入侵乌克兰。中国高级官员对俄罗斯的战争计划或意图有一定程度的直接了解。2月4日,在奥运会开幕式之前,普京在北京会见了习近平。当时,莫斯科和北京发表了一份5000字的声明,宣称他们的伙伴关系“两国友好没有止境,合作没有禁区”,谴责北约东扩,并声称他们将建立一个具有真正“民主”的全球新秩序。中国官方当时以“无禁区、无上限、无止境”形容中俄两国关系。 中国对俄罗斯战争的贡献巨大,它向俄罗斯提供了关键的商业物资和军民两用物资,这些物资直接支持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在战争期间,中国大幅增加了对俄“高优先级物项”的出口。这些物项包含50种军民两用产品,例如计算机芯片、通信设备、机床、雷达和传感器等,它们是制造军事系统所必需的。俄罗斯缺乏足够的能力生产其中许多物项,但中国庞大的制造业可以大规模生产其中许多物项。中国的出口使俄罗斯得以继续生产军需品。中国的机械设备使俄罗斯“伊斯坎德尔-M”弹道导弹的产量在2023年至2024年间增长了两倍;到2024年,中国占俄罗斯高氯酸铵进口量的70%,而高氯酸铵是弹道导弹燃料的关键成分。 2024年6月,普京访问平壤,并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承诺在一方遭受攻击时相互支援。条约签署后不久,朝鲜在2024年末至2025年初期间向俄罗斯派遣了约1400至15000名士兵和数千名其他工作人员。朝鲜直接向冲突中派遣军队标志着一个转折点,使其与伊朗(提供武器但未公开部署军队)和中国(提供大量两用物资但未直接提供致命性援助或部署军队)相比,处于截然不同的地位。 伊朗是俄罗斯武器来源的主要供应方,除了向俄罗斯出售武器外,还通过技术共享和人员支持来补充武器销售。根据一项可追溯至2022年底的协议,俄罗斯建立了一家工厂,生产伊朗授权生产的无人机,年产量高达6000架。伊朗还与俄罗斯分享了先进的改进技术,包括人工智能制导、抗干扰系统和增强型弹头,从而提高了打击精度和战场杀伤力。德黑兰还向克里米亚以及其他可能被俄罗斯占领的地区派遣了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无人机教官和技术人员。更为严重的事态是伊朗利用掌握的“抵抗之弧”发动了对以色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哈马斯、真主党和胡塞武器一起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令美国不得不动用航母等军事力量集中到中东。伊朗此举是从侧翼支持俄罗斯军事行动,分散美军。 按照上述事实,如果特朗普稍有点战略思维的话,不难看到俄乌战争事实上就是两大阵营的较量。乌克兰之所以能坚持抗战进四年之久,除了英勇的人民顽强抵抗精神之外,就是美国和欧洲的支持。美军的标枪导弹、海马斯火箭炮、爱国者导弹、F-16战斗机和重型坦克都成为打击俄军的有力武器。美国最前沿的科技企业都参与了保卫乌克兰的行动。马斯克旗下SpaceX公司的星链为乌克兰提供网络服务,亚马逊网络服务(AWS)和微软将乌克兰政府数据迁移到其云服务器进行安全保管。谷歌和微软提供网络安全服务。分析公司Palantir一直汇总战场数据,供乌克兰了解战争全貌。 特朗普如果能从战略出发,应该知道维护西方世界的安全和国际秩序远远胜过斤斤计较的直接商业利益。但特朗普调解俄乌战争的重心在于商业利益。28点和平计划的策划者是威特科夫、普京的谈判代表基里尔·德米特里耶夫和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他们在私下里为俄罗斯的经济“解冻”谋路,美国企业将是首批获益者。德米特里耶夫推动被冻结在欧洲的3000亿美元俄罗斯央行资产,用于美俄投资项目和美国主导的乌克兰重建。美俄公司可以联手开发北极地区的矿产财富。这些内容被写进了28点计划里。 特朗普把极具战略意义的俄乌战争降级为一个商业计划书,决定了特朗普调停俄乌战争不会成功。因为乌克兰和欧洲不会把俄乌战争视为房地产开发项目,而是刀架在脖子上要命的大事,乌克兰的存亡命系俄乌战争的胜败。 特朗普政府应该做的是充分发挥美国的优势,团结欧洲,尽最大努力削弱俄罗斯实力。只有挫败俄罗斯的侵略野心,欧洲安全才能获得保障,美国主导世界的格局也才能依旧维持。并且也只有打垮俄罗斯,才能维护亚太和平和安全,约束住中共不敢对台湾动武。王毅告诉欧盟外交负责人说,“中国不希望看到俄罗斯在乌克兰失败”。这是王毅讲的大实话。特朗普如果能从王毅的话里得到启发,做中共不希望的事就是美国应该做的事。如果美国约束住中俄,依附在中俄身上的伊朗和朝鲜就掀不起风浪,而维护世界安全就会带来经济繁荣。 作者朱仲国为中国新疆时事评论人士 【议报首发,转载时请务必在正文之前加上出处和链接:https://yibaochina.com/?p=257032】【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03.12.2025 17:07 👍 0 🔁 0 💬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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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慎坤 | 习近平发出启动文革信号 - 议报 来源:X.com 蔡慎坤@cskun1989 ,标题是编者添加的。 12月1日——《求是》杂志重磅刊发习近平最新署名文章,标题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做到“五个进一步到位”》,无论从行文风格还是背后的动机,都如同毛泽东当年发表的政治动员令“炮打司令部”。文章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全党发出最严厉的动员令:必须以“自我革命”的刀刃向内,彻底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否则党将不党、国将不国!文章直指五个生死攸关的战场:思想上要再来一次“灵魂深处闹革命”,坚决把一切不纯洁思想连根拔除;忠诚上要回归“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习式标准,容不得半点动摇;权力运行要彻底关进“笼子,任何滥用权力的官员(不包括他自己)必须毫不留情连根拔起;反腐永远在路上,要以“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气势保持持续高压,永不收兵、永不收手;问责要恢复“狠抓狠斗”的铁腕,失责必问、问责必严,让每一个党员干部如芒在背! 从文章的风格和内容来看,一场新时代的文革如期而至!习近平用文革式的激昂语调警告: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只有敢于自我革命、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确保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这是一场新的“触及灵魂的大革命”,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习近平文章中自信认为:进行自我革命,刀刃向内、激浊扬清、刮骨疗毒,非但不会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反而能够提高党的形象和威信;非但不会挫伤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反而能够更广泛更充分地调动党员干部的积极性;非但不会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反而能够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这不是正常的党内动员令,而是一份类似于毛泽东当年发表的文革宣言。 很多人总是天真的认为,经过几十年改革开放,中国人开了眼界,也有不少人走出了国门,接受了外面的各种思潮和信息,甚至是告别了贫穷拥有了财富,中共领导人不可能成功发动一次毛泽东当年的文革,还有不少人认为,习近平整党清党是正确的,就像我们过去开玩笑说,拉一排县委书记拿枪扫过去沒有一个冤枉的,习近平残酷的反腐对老百姓沒有任何影响,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依靠群众造官员的反,而习近平即使再来一次类似的文革,也只是停留在党内,不会蔓延到社会上,更不会影响老百姓的生活,果真如此吗? 文革会不会再来我们多次讨论过,很多人觉得不太可能,因为文革对中国社会的破坏力太大,毛泽东之后中共通过了一份《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政治文件从根本上否定了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决议说“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这份决议也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中共的基本路线,并且做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抉择。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经历过文革和改革开放年代的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最后一次以总理身份跟中外记者见面时就对全中国人发出了预警。谈到为什么近年来他多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温家宝说, 粉碎“四人帮”以后,虽然中共做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他说:“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他说:“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在1966年,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革时73岁,2026年习近平也正好是73岁,离毛泽东发动文革整整过去了60年,是历史的巧合,还是中国人躲不过的劫数!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打倒政敌保住自己的权力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习近平今天面临的政治背景跟毛泽东也差不了太多,尽管一个人集党政军权力于一身,党政军内的软抵抗一直存在,庸人懶人奴才充斥官场,他们无视民众的疾苦,也不在乎国际社会观感,使得今天的中国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习近平通过修改宪法取得连任,打破了中共几十年领导人任期限制,为终身制扫清了障碍,但我们依然看到,党内权力危机传闻依然不断,这加重了他的危机感。 【转载请加上出处和链接:https://yibaochina.com/?p=257028】【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01.12.2025 21:38 👍 0 🔁 0 💬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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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又普 | 军队的名字 - 议报 世间万物皆需命名。孩子出生要取名,城市建成要命名,连宠物都要一个响亮称呼。军队自然也不例外。按常理,军队属于国家,国家属于人民,因此名字通常简单明了——“美军”“法军”,以国家为名,公平、直接、无须遮掩。但凡事都有例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就是其中最精彩的那一个。 这支军队创立于1927年,1928年时取名为“中国工农红军”。这个名字直接来自于苏联,其使命之一是“武装保卫苏联”,要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一个忠于苏联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换句话说,这是在中国土地上打着“外国品牌”的一支武装。后来随着政治风向变化,他变成了“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1946年7月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我自小耳濡目染,以为“解放军”三个字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直到我在1980年代的日本筑波大学图书馆里看到了一本1940年代出版的书,作者是一位1930年代日本军队的军官。他写道,他们来到中国作战,是为了建设一个东亚人民共同繁荣昌盛的“大东亚共荣圈”,是要把中国人民从欧美列强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他们是一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才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解放中国人民”是当年日本军队对外的宣传口号。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许多谜团的钥匙都在名字里。原来我们从小喊到大的“解放军”这个名字,是借来的旧词,别人用过的,我们再接着用。若换成市场商品,这大概叫“二手货”。 那么,这支军队的战绩如何呢?自然有的——但大都是对着本国同胞打出来的,是枪口朝内的,例如内战时期的非常有名的“三大战役”。这些战役若写进军史,倒是篇章浩瀚。最为世人瞩目的一页当然来自于1989年:坦克开上北京街头,以人民命名的军队,用最现代化的武器,“解放”手无寸铁的人民。这场战役的胜利使得士兵们事后获得了“共和国卫士”的勋章。前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得好:“对本国人民开火的军队,不配被称为军人。”但如果他能重生到1989年,恐怕会悲叹自己低估了人们的创造力。 图1: 1930年前后的中国工农红军和苏联红军的军旗 我自1982年离开中国,先后在日本、加拿大、美国打拼了数十年,自认为自己阅历丰富。从十几年前开始,我就写了一系列的“海外生活感言”,介绍我自己的生活体会。我写文章的宗旨是:“不为帝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立场中立”。因此,当我在提及这支军队时,从不用“解放军”这种自带褒义过滤器的词,也从不用“共匪军”这种粗暴的骂名,而采用中性的称呼:“共军”,然而结果却意想不到。我的一位大学同学W在共军中干了三十多年,官至上校,他对我说,“共军”二字让他心里不舒服,要求我停止使用。我看在同学的情面上接受了他的要求,换了叫法,改称“中共军队”或“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我原以为这已算温柔,没想到这只是新的麻烦的开始。 另一位留日同学Zh,在中共体制内仕途顺利,官至某大学的副校长。他对“中共军队”这个称呼大发雷霆,认定这是对他心中神圣偶像“解放军”的侮辱。他不仅口出秽语,还挥洒古文式杀意:“毁我长城者,斩!”好在我人在美国,拥有人权,拥有人身安全保障,否则恐怕他真会挥刀上阵,将我按首就戮了。不久后,他通过关系封掉了我的微信账号。我经营多年的朋友圈、六百多个微信群、二十万读者,被一刀切断。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使用了一个中性的名字,而且竟然不慎毁了他的“长城”。这种一碰即跳、一点就炸的敏感度,实在令人叹服。 其实,按照国际惯例,这支军队本应该被称为“中国军队”,然而却遭到了他们自己的否决。这支军队公开宣布:自己不是国家的军队,而是党的军队,是党的工具,必须绝对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和指挥。既然如此,称呼他为“共军”或“中共军队”,有何不可?这恰恰是最实事求是的,是客观中立的。可许多人反而因此暴怒,暴怒的理由大概是:虽然军队是党的,但名字必须是“人民的”。在语言上,这叫“自我矛盾”;在政治上,这叫“宣传”;在民间俗语里,这叫“装逼”。 更有趣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一名字是沿用他人的旧称,即与日本军队的历史宣传重名。如果你对一位历史学者提及“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名字,他或许会笑问:你指的是哪一支军队?是1930年代的日本军队?还是今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可见,一个名字虽然宏伟,却也可能尴尬。 既然如此,不妨让我们重新思考:究竟应该叫他什么名字好?我希望能找到一个真正中立、客观、不会让任何派别跳脚的名称。若诸位读者有更好的建议,欢迎来信讨论,我们大家一起研究讨论。我的电邮地址是:“wahaha_us@yahoo.com”。 2025年11月30日 【议报首发,转载时请务必在正文之前加上出处和链接:https://yibaochina.com/?p=257021】【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01.12.2025 02:29 👍 0 🔁 0 💬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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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舵 | 从埃及和哈马斯看“两大神话” - 议报 与历次中东战争不同,对于2023年10月爆发的以哈冲突,各伊斯兰教国家的立场是四分五裂的,其中三大国埃及、沙特和伊朗的动向更是举足轻重。中东和平的关键,是伊斯兰教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埃及前总统萨达特率先迈出了第一步,付出的惨重代价,是被穆斯林兄弟会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刺杀。巴解组织“法塔赫”前主席阿拉法特和以色列前总理拉宾随后跟上,两人都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以色列总理拉宾随后却被犹太教极端分子暗杀。yibaochina.com 不久前,在美国的斡旋下,沙特正在和以色列就关系正常化接触谈判,此举成为触发伊斯兰极端组织哈马斯大规模恐怖袭击的动因。众所周知,哈马斯最大的支持者正是极端仇视以色列的伊朗。同为伊斯兰教国家,埃及、沙特的和解态度与伊朗形成了鲜明对比。yibaochina.com 结论很清楚:“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极端派不除,中东永无宁日。——请注意,极端派不仅仅在伊斯兰一方,也包括以色列方面的。换言之,二分法不能解释中东的乱局,我们至少要四分——对立双方内部都要区分温和派与极端派,然后,设法让双方的温和派都成为主流。只要有一方是极端派占优,和平就没有可能。这是一个普遍适用的分析方法。yibaochina.com 问题在于,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西方舆论普遍认为,办法是伊斯兰国家的民主化。但是非常抱歉,我认为这根本就是一则神话故事,民主化恰恰有可能促使极端派成为主流。yibaochina.com 理由何在?让我们回到十多年前令全世界民主人士热血沸腾的“阿拉伯之春”,以埃及为例,听我讲一讲当年那些令西方天真汉极为尴尬的、对全世界人民都极富教育意义的故事。yibaochina.com 2011年2月1日,抗议者聚集在解放广场。图片来源:Peter Macdiarmid/Getty Imageyibaochina.com 2011年1月,埃及等中东国家开始新一轮局势动荡。此前不久,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还信心满满,不但准备自己9月份竞选连任总统,还想让儿子世袭总统职位。他做梦都没有想到,作为美国和西方30年来的坚定盟友,历年得到美国数百亿美元的援助,竟然在短短二十几天之内,他的美梦就变做了噩梦。更讽刺的是,推翻他的势力恰恰是深受西方民主理想鼓舞的民众。敌对的双方,穆巴拉克这边,是西方久经考验的老朋友,但既腐败,又独裁;另一边,是反对腐败独裁、聚集在西方自由民主大旗下的“广大人民群众”,但这些人民群众对西方国家而言是敌是友,则完全不可预测,知情者认为,敌视西方的穆斯林极端势力十之八九会趁机崛起。yibaochina.com 按照西方盛行的民主观,“民众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秉持推行全球民主理想的美国,支持民众一方义不容辞,然而十足吊诡的是,这很可能意味着在支持自己的敌人。究竟应该支持哪一方?这就让所有的西方国家全都乱了方寸,左右为难。yibaochina.com 左右为难,就没有对策,就只好两面下注。两面下注,既可能左右逢源,也可能两头落空。进入2011年2月,眼看穆巴拉克是挺不住了,美国开始对穆巴拉克说狠话,又一个美国的好朋友要被美国人抛弃了,政权更迭指日可待。yibaochina.com 然后呢?会是民主吗?埃及新政府会是亲西方的吗?我在当时就坚定不移地认为:不会!并且断言,所谓“阿拉伯之春”决不会有好结果,理由很简单:中东国家的选项不是民主与专制,而是要么亲西方的专制、要么反西方的专制。yibaochina.com 然而十足可悲的却是,西方各国政府毫无远见,争先恐后,忙不迭地赶紧站到获胜者一边,对穆巴拉克落井下石了。穆巴拉克下台,新总统穆尔西上台执政,西方世界一片欢腾。yibaochina.com 非常讽刺的是,短短一年之后,西方舆论180度翻转,普遍承认“阿拉伯之春”已经变成了“阿拉伯之冬”,我的预见几乎丝毫不爽地兑现了。最讽刺的是,民主选举上台的新总统穆尔西继把持了议会和制宪委员会之后,干脆无视现行宪法规定,下令罢免总检察长,并且不顾反对派的抗议,下令举行全民公决,强行通过新宪法。穆尔西信心十足,拥护他的穆斯林兄弟会选民是绝对多数,按照穆斯林兄弟会的意图制定的新宪法,一定会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全民公决中顺利通过。果不其然,事态正是这样发展的。yibaochina.com 穆尔西明目张胆攫取独裁权力的企图引发了反对派数十万人的大规模示威抗议和全国骚乱,反对派包围并洗劫总统府,放火烧毁穆斯林兄弟会总部,在双方的暴力冲突中至少有3人死亡,近350人受伤。穆尔西见势不妙,做出和解姿态,呼吁和反对派对话,但自由派反对派领袖巴拉迪毫不买账,严词斥责穆尔西,说“跟独裁者没有对话的空间,他实行了最暴虐、最可恶的措施,然后却说让我们撇开分歧”。匪夷所思的是,美国国务院却不支持巴拉迪的立场,继续抹稀泥,呼吁双方举行“没有先决条件的对话”,实际上等于偏袒民选总统穆尔西——是的,您没有看错,穆尔西货真价实是民选总统。yibaochina.com 倒是德国人看得更准。德国《世界报》11月26日发表文章说,“身为总统的穆尔西正在攫取完全不受限制的权力”,“自由的幻想春天过后,用暴力发泄不满、发生内战,或内战已经发生但结果尚无定论的漫长严冬早已随之而来。没有人相信明天会比昨天和今天更好。”yibaochina.com 埃及此番民主化的结局是什么呢?军方发动政变,塞西军政府上台,实行比穆巴拉克更专制的专制统治。就这样,春天结了冰,成了冬天。什么时候能化冻?没人知道。你如果去问西方人,十之八九,他们依然会信心满满,回答说:等到下一次民众起义。yibaochina.com 我们中国人对这番景致毫不陌生。1945年抗战胜利,美国人在中国面对的局势简直就和2011年的埃及如出一辙——廉洁的中共高举民主大旗、同时坚决反美反西方;而亲美亲西方的国民党既腐败又专制。这两个例子都非常典型,都是美国在全球推行民主化时经常会遭遇的局面。其内在逻辑是什么?出路在哪里?绝大多数西方人至今仍然稀里糊涂。其实事情很简单:没有法治、宪政的稳固确立,没有法治宪政对个人自由和平等人权的切实保障,少数服从多数、即多数决民主变成反美反西方的多数暴政,这种事毫不稀奇。yibaochina.com 西方民主化的历史告诉我们,西方国家的民主化(政治现代化)道路同样走得一点都不轻松,和非西方国家一样,失败的案例居多。现代化理论告诉我们,第一,民主和自由不是一回事,绝不能混为一谈;第二,有两种互相冲突的民主,自由民主和民粹民主;第三,民主化必须分两步走,先自由,后民主。yibaochina.com 这个道理从英国民主化的历史进程看得特别清楚。yibaochina.com 如果把1215年的《大宪章》当作英国自由宪政的起点,1688年的“光荣革命”当做自由宪政确立的分界线,那么,英国的自由化进程至少花费了四百多年。从1688年到1832年的第一次议会改革开始启动民主化进程,这期间一个半世纪的英国是有自由没民主。从1832年到1918年基本实现民主化,英国的民主化进程又用去了八十多年的时间。yibaochina.com 美国的民主化历程也大体如此。美国宪法不是保障多数决民主的宪法,而是既防止君主专制、又高度警惕多数人专制的“共和宪法”,这是美国民主能够长盛不衰、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政治中根本就没有什么一人一票的政治参与权利。美国1776年建国,但是,无财产的白人成年男子、妇女、黑人男子、印第安人、18岁-21岁公民的政治权利,分别在1841、1920、1964、1965、1971年才得到,1841年之前的“公民”仅限于年满21岁的有财产的白人男性。yibaochina.com 这种刻意限制一人一票游戏规则的宪法被美国的草根百姓视为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倒是越来越多的左翼精英,一直在大骂美国宪法“不民主”,他们尤其痛恨反民主、不受民意支配的独立司法。这些民粹民主的信奉者制造了两大神话(myth“迷思”),一个是“多数决神话”,把少数服从多数当成天经地义;再一个是“选举神话”,以为民主就是普选,就是一人一票投票然后少数服从多数。古往今来,几乎所有民主化的乱子,多半源出于这两大神话。yibaochina.com 匪夷所思的是,很少有人会认真思考一下,这种美国广大人民视自由至上的美国宪法为神圣的民情民意,和埃及、中国,乃至全世界大多数非西方国家的民情民意,其间有多么巨大的差距。各国人民的声音、乃至一国内部人民的声音,不但根本就不是一种声音,甚至可能是截然相悖、互不兼容的种种声音,难道它们都是上帝的声音?全能的上帝会这样胡言乱语吗?yibaochina.com 再回来说埃及。穆巴拉克最大的过失,就是在长达三十年的统治期间,都丝毫不考虑推行实质性的自由宪政改革,一味仰仗美国和西方的支持,坚持专制独裁、特权腐败,一直拖到大规模的民众抗议强行开启民主化的大门,到这时,一切自上而下,主动、有序、可控的政治改革都谈不上了,只能随波逐流,被民众的激情推着走,推到哪里算哪里。yibaochina.com 当年的蒋介石丢掉政权,原因之一,也是由于无视胡适等自由主义者的规劝,拒绝进行宪政改革。——话虽如此,当年的胡适等自由主义者也同样不理解,民主和宪政是大不相同的两件事,他们同样误以为,宪政一定就是全民普选,而事实上,如今的埃及也好,当年的中国、乃至今天的中国也好,实现普选制良治民主的条件根本不具备,就此而言,不管是穆巴拉克,还是蒋介石,惧怕普选式大众民主并非毫无道理。yibaochina.com 中东国家太多的案例表明,贸然推行普选的结果,十之八九,就是把各派穆斯林极端势力选上台;伊朗、阿尔及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带……等等,无不如此,哈马斯就是被这样的民主选上台执政的。穆巴拉克2005年在美国小布什政府的压力下开放总统和议会大选,结果就是穆斯林兄弟会差一点成了气候,逼得穆巴拉克不得不反手施以铁腕镇压,然后——然后,穆巴拉克就被西方国家的民主派钉上了耻辱柱。yibaochina.com 埃及给全世界上了一堂大课。归结起来,最关键的就是一条:尽快把法治、把自由宪政推上轨道,切实有效地监督约束每一个党政官员手中的权力,切实有效地治理特权腐败,切实有效地保障每个公民的基本人权(指“第一代人权”,不包括平等的政治权利即民主权利),然后,随着法治、自由宪政、人权保障的制度和价值观深入人心,公民社会和公民文化充分发育,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相对平等的分配使得穷人变成极少数,倾心于自由宪政的中产阶级成为主体,民主化的条件就逐步成熟了,这时再把“第二代人权”即以普选制为主要标志的、平等的政治权利意义上的民主化提上日程。yibaochina.com 只有这样做,才可能走出一条风险较小、代价可承受的,渐进、有序、可控的政治现代化之路。这不是幻想,相反,乃是完全可以实现、可以操作的现实最优方案。yibaochina.com 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2012年1月31日发表了题为“阿拉伯之春的成功与失败”的文章,作者是该报著名专栏作家法里德·扎卡里亚。扎卡里亚对比埃及和约旦,得出了明确结论:埃及走错了路,约旦做得更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埃及在自由化之前选择了民主化”,“在约旦,国王并不急于举行选举”,而是实施渐进的宪政改革。该文说:yibaochina.com 令人遗憾的是,阿拉伯世界两个最大的民主试验品——伊拉克和埃及——同样都做出了糟糕的选择。它们都在制定宪法之前举行选举,都将大众参与置于推进个人权利之前。结果是在伊拉克建立了“不自由的民主”,而埃及也有出现类似体制的危险。yibaochina.com 托克维尔及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yibaochina.com 其实托克维尔早在1856年就讲过这样的话:yibaochina.com 没有充分准备的人民自行动手从事全面改革,不可能不毁掉一切。专制君主本来可以成为危险较小的改革家;……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改革,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见《旧制度与大革命》)。yibaochina.com  2025.12.yibaochina.com  yibaochina.com  yibaochina.com 【议报首发,转载时请务必在正文之前加上出处和链接:https://yibaochina.com/?p=257016】【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01.12.2025 01:47 👍 1 🔁 0 💬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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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生 | 知识结构与历史观察 - 议报 阅读了笔者发表在《议报》上的《中国民主之路》后,有的朋友赞成笔者的观点:狭义的民主仅仅包括国家的政治制度,广义的民主包括国家的经济体制。自然,有的朋友不赞成笔者的观点,他们坚持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笔者认为,知识结构不同,导致人们的认知不同。 研究民主的基本知识结构包括那些知识?笔者认为,包括历史、经济和政治。其中历史是基础,笔者要强调的是,不仅仅要阅读大量的历史文献,对于当代史,更为重要的是要进长期的历史观察。 本文分为三节: 一、从罗伯特·道尔的民主定义谈起。为什么罗伯特·道尔的民主定义没有包含经济民主? 这首先与美国国情有关,其次与道尔的研究方向有关。 二、研究民主的基本知识结构。笔者以自己的研究历程为例,介绍研究民主所需要的基本知识结构,给出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融为一体的结论。 三、英国当代史观察与分析。笔者通过对英国当代史近二十年的观察证实,实施民主公有制的英国政府扩大政府权力,干预市场经济,进而削弱了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 一、从罗伯特·道尔的民主定义谈起 罗伯特·道尔(Robert·Dahl 1915年—2014年)是美国政治学家,被誉为民主理论大师,曾于1966-1967年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 关心政治,尤其是学习和研究政治学的知识分子大都认真读过罗伯特·道尔的名著《民主及其批判》和《论民主》,他们大都坚信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因为根据罗伯特·道尔的理论,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其目标是实现政治平等,具体表现为“每一成员都拥有同等资格参与决策过程”。 罗伯特·道尔的民主定义中为什么没有包含经济民主呢?笔者认为,这首先是基于美国的国情。 土地私有制 私有制是经济民主的基础。美国私有制的建立始于殖民时期的土地私有化,通过《美国宪法》得以法律化和巩固,之后通过工业革命,进一步发展了私有制,建立了现代经济民主制度-市场经济。 1862年,林肯政府颁布的《宅地法》规定,移居者只要交纳10美元的手续费便可无偿领到160英亩土地;在连续耕种五年后其所占领土地即变为私产。这种几乎是免费赠予土地的政策,建立了土地私有制。之后,美国政府颁布了更加优惠的土地法令。1800年将每英亩2美元的土地价格,降至每英亩1.64美元。1820年,西部土地的价格已经降至每英亩1.25美元,并且将单次购买的下限从320英亩降至80英亩,使得资金不足的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成为中小农场主。 土地私有制奠定了美国农业经济民主的基础。 1789年3月4日起生效的《美国宪法》为私有制提供了法律保障。第五修正案禁止政府在未经过正当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不给予公平赔偿,私有财产不得充作公用。 工业革命 1790-1815年期间,美国有一些重要的技术发明,如E.惠特尼(1765~1825)发明轧棉机,R.富尔顿(1765~1815)发明商用轮船,F.C.洛厄尔(1775~1817)设计和建成一个把纺纱机和织布机连接安装成为一个工艺流程的棉纺织厂,等等。 19世纪上半叶,工业革命确立以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工厂方式,市场经济得以兴起。 市场经济是国民主导国家经济事务,保障国民经济权利得的经济体制,是经济民主的基础和核心内容。市场经济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民主制度得以建立。 亚当·斯密的影响 第一次工业革命约发生于1760年-1840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首次出版时间是1776年。《国富论》阐述了欧洲产业和商业发展历史,提出了自由市场经济、劳动分工和市场自发调节等观念,奠定了古典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础。《国富论》是第一本经典经济学著作,对经济学、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视为经济学思想发展的里程碑。。 笔者注意到,与亚当·斯密同期的美国经济学领域没有出现一个像他一样具有开创性的、能够与古典经济学大师相提并论的代表人物。在此时期,美国处于独立战争前后建国初期,未形成独立的经济理论体系,其经济学理论主要受到欧洲古典经济学家的影响。 当时美国经济思想的传播和发展主要依赖于英国和欧洲的理论,例如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等。 亚当·斯密的核心思想是倡导经济自由和自由市场,明确财产权和建立健全的法治环境来保障个人的经济活动和契约执行。斯密反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他指出,政府的职能是国防、社会治安和公共事业。斯密主张经济民主,反对政府主导。 美国人考察英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自然接受了亚当·斯密的核心思想,他们建立了基于市场经济的经济民主制度。 美国人更关心什么 笔者永远难忘第一次阅读“1789年乔治·华盛顿首任就职演说”的感动。 在首任就职演说中,乔治·华盛顿说,“人们理所当然地、满怀深情地、也许是最后一次把维护神圣的自由之火和共和制政府的命运,系于美国人所遵命进行的实验上。” 美国人更关心的是他们在美国建立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实验。 美国人足以自豪的是,他们制定了美国宪法,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人民主权、法治、分权制衡和权利保障”的自由民主国家,对世界各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经济民主发达的美国,经济民主不是罗伯特·道尔所关注的课题。他立志继续完善美国人的政治实验,一生研究政治民主。罗伯特·道尔的民主定义中没有包含经济民主是自然而然的。 新的历史课题 由于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基于暴力公有制的计划经济的出现,二十世纪,英国出现了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美国出现了密尔顿·弗里德曼。他们承担了批驳“计划经济”捍卫经济民主这一新的历史课题。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 1946年,经济学家哈耶克出版了不朽名著《通往奴役之路》。 他认为,“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单是对有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是一样。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 哈耶克指出,计划经济必然导致专制,是通达奴役之路。他预言了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的破产。 1991年,美国总统布什颁给哈耶克美国总统自由勋章,以表扬他“终身的高瞻远瞩”。 密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1962年,米尔顿·弗里德曼出版《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他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 1979年,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他的妻子罗丝·弗里德曼出版了合著《自由选择》,他们指出:“在一个自由贸易的世界上,就如在任何国家的自由经济中一样,交易在私有的实体——个人、企业、慈善机构——之间进行。” 弗里德曼断言:一个日渐强大的政府,迟早会毁掉人类自由与繁荣。 米尔顿·弗里德曼对美国里根总统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经济及货币政策有极大影响。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反对计划经济,主张市场经济,坚决捍卫经济民主。市场经济只能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公有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只有经济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才能实现社会经济的发达繁荣; 公有制、计划经济则是“通向奴役的道路”。 二、研究民主的基本知识结构。 文革期间。笔者一共研究了四个课题:私有制产生的原因,中国资本主义产生较晚的原因、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原因和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 “私有制产生的原因”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和历史问题。 “中国资本主义产生较晚的原因” 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和历史问题。 “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原因”是中国当代史问题,涉及当代中国经济和政治问题。 “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是中国古代史问题,涉及中国古代经济和政治问题。 […]
28.11.2025 17:10 👍 0 🔁 0 💬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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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建 | 从独裁者毛泽东到川普总统 - 议报 当我正在伦敦举办《中国监狱与国际战争》国际会议之际,就看到美国总统川普重启原子弹试验的新闻。这是将发生国际战争的信号。我马上就想到眼下的普京的侵略战争,极权者总是从战争到监狱,而且打着为了和平的幌子,一步步把民主自由毁灭的,进一步引来更大的战爭。也就是目前我们看见的:俄罗斯的侵乌战爭在美国的貌似中立的“调停”之下取得了战果。如果乌克兰举白旗签下了投降书,那就很快引来的是民主自由的台湾失守和欧洲的混乱。民主自由的文明之路,又将倒退回到上个世纪的霸权时代。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独裁者毛泽东的统治下长大的,因此,对发动战争者的言行很有体会。六十年代中国造出了原子弹,那张蘑菇云爆炸的画面,是中国各单位和家庭必贴在墙上的年画。国庆游行中也总能看到巨大的原子弹模型从眼前滚过。人民也对美国开始积累仇恨,因为“美帝国主义要发动战争了”。我十七岁进入青岛无线电厂,就马上被调去防空指挥中心挖防空洞。我每天戴上头灯,穿上雨靴,下到地底开始敲石头、埋炸药、爆破岩石,不分白天黑夜地把炸碎的石头运到地面,再在洞顶架上水泥拱顶,就建成了今天在加沙地区看到的那种既能躲避导弹、又能关押人质的地道。 今天流亡在伦敦的我,本以为那个以“备战备荒为人民”为口号、对抗美国侵略战争的革命时代已经过去。因为民主国家越来越多,极权国家越来越少;而美国也早已成为击垮独裁者、守护民主自由的灯塔。但现实却让我们重新嗅到了战争的气味。这让我不能不对比毛泽东的独裁统治和川普时代的民主制度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民主自由的美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向往之地。正如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在独裁者毛泽东制造的政治恐惧之下,仍然有遇罗克、林昭等青年为了民主自由对抗共产党专制,以死明志。而早已在美国定居的青年博士王炳章,更是为了让中国人享有美国的民主自由而返回中国,结果被共产党抓捕入狱。在揭露中国监狱的会议上,王炳章的孙女讲述了她爷爷的监狱苦难。这位已经坐了二十三年牢的中国自由民主党主席,如果看到他终生追求的民主自由的美国已经不再是民主的灯塔,他是否还有坐穿牢狱的信念?我曾两次被北京警察抓走关在牢房里,被关在没有窗户的漆黑空间里,你甚至看不到自己。有时阳光会透过铁皮门缝,你就会看到墙上囚徒用血写的字迹。有骂共产党的,也有骂女人的。但有个很美丽的名字我记得清楚:“陈皇”。以至于出了监房后,我总在打听谁认识她。希望总是跟随着绝望,自由也总会跟随着民主吗? 当然,美国的威权化倾向不能代表其他民主自由国家也会步其后尘。但工业产业的全球化,已经撬动了因经济发展而稳定下来的民主国家政治体制,使其面临危机。今天,当美国为了移民政策而撕裂为左派与右派时,我便会想:美国究竟是自由的美国,还是民主的美国?这是一个必须厘清前因后果的政治问题。因为人民也可以将自己的权力交给暴君,于是自由便被暴君消亡。 我上小学四年级时,被要求用笔写下“毛主席万岁”。老师随后把全班每个人的字迹交给警察,因为在学校厕所里发现了“打倒毛主席”的反动标语。那是我第一次“签名”,但直到长大成人,我也没有体验过在选票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毛泽东时代没有选票。 美国的民主选举制度哺育了全球民主,也给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提供了理想的价值观。然而反观美国,自从川普第二次当选总统,这座民主灯塔却逐渐失去了令受极权奴役的人们向往的光芒。 我们知道,民主选举没有善恶,只体现民众意愿。德国的希特勒,委内瑞拉的查韦斯,俄罗斯的普京等,都是通过选举上台。民主制度保障了人民的权力,但掌握了权力的总统又可能忽视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从而使社会不分善恶,人民更加愤怒。川普总统近日甚至要把英国的 BBC 告上法庭以赚取金钱,作为一个民主自由国家的总统,以个人恩怨报复媒体对自己不利的报道,不仅有失总统的威信,更让美国社会的包容在世人眼中跌入冰点。 带以利益为导向的总统也会让人们逐渐忘记民主自由的价值。这种腐蚀,比超市物价上涨、社会不再安全更为隐形,也超过了民主党滥用民主自由,把大量非法偷渡者送进酒店安置的善行所造成的伤害。 我经历过毛泽东和习近平两个时代,但一代又一代的极权统治,表面上的区别只是:毛泽东时代是贫穷加上没有言论自由,习近平时代虽仍无言论自由,但中国人变富了。而这富裕早在习近平之前就已奠定,因为中国加入世贸之后走向全球产业链的中心。如今已是全球工业产业链的顶端,如同十九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翻版,掌握全球经济贸易的权力。而川普恰恰因为长期经商,似乎懂得如何以利益而不是道德与世界打交道,于是被美国选民捧成了救星。但现实告诉我们:在外交上注重经济利益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也是注重个人利益的,因此在政治领域也是短视的。 在川普第一次当选总统时正处在全球大瘟疫爆发,我在电视上听到他宣布:“一切都在掌控之中,美国的问题很轻微。”这几乎和习近平说的话如出一辙。实际情况是:中国武汉当时已是瘟疫死亡之城;而美国确诊者破百万,死亡超过六万。这不是经济数字,而是无数生命。人们因为领导者的权力和无知无为而死亡。 威权主义者的共同点,是权力集中,把个人降格为“政治机器的螺丝钉”,同时抛弃道德,只操控人们的情绪。他们毁掉了二战后建立的自由主义经济秩序。川普总统的政治短视亲手点燃了与世界各国互相加税的贸易混战,这在地缘政治上更是造成敌我不分的不利局面,而俄国、中国、伊朗、朝鲜、古巴这些独裁政权却以侵乌战争为契机紧密团结在一起。如今,多数民主国家已不再像之前那样信任美国,甚至可能分裂重组自由民主联盟。 我曾在毛泽东的狂热年代生活。一九七一年,林彪逃离中国坠机死亡后,毛泽东发动了文革最后一场“批林批孔运动”。批林彪是因为他被写入党章当接班人,却反对毛泽东;但批孔子则当时令人费解,也许因为孔子代表的儒家思想是毛泽东厌恶的。我当时积极参加。我只记住毛泽东一句话:“文化大革命每隔七、八年就要搞一次。”我们把厂长押上卡车,我给他写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纸牌挂在脖子上,在青岛的大街上游街示众。几天后,上万人聚集冲进青岛市革命委员会大楼夺权,全市开始批林批孔运动。直到接到中央文革的紧急通知,运动才匆匆结束。想到当年那股狂热,与2020年一月6日的美国人冲进国会山一样热血沸腾。我相信,人只要处在高音喇叭、毛主席画像和红旗挥舞之中,多数人的自由意志便会凝结成一体,个体恐惧便会转化为正义感,从而为领袖发动的战争冲锋陷阵。 2024年的大选见证了美国大部分民众就是这样——找到了一个可以为他们出气的领袖,而不是领袖寻找拥戴他的民众。川普总统的第二个任期不断反映着美国法律与秩序几乎不断面临着习近平式的人治挑战,这脱离了美国民主传统,也验证了:没有制衡的权力是危险的。 问题是,没有远见、没有价值观的政治领袖,确如商人般“随机应变”,翻脸比翻书还快,把增减关税当成价格筹码,把国家当短期盈利的公司经营。川普总统甚至模仿《一九八四》里的独裁者老大哥,把美国国防部更名为“战争部”。当利益的重量远大于道德,有着良好传统的两党政治走向了撕裂和对立。 今天的川普时代,令我想起我经历的极权时期:新闻里几乎没有了批评,也没有公开的反对,只有精致的“政治正确”的报道。人们不能说错一句话,更不敢像领袖那样口无遮拦,连幽默都变成“隐而不笑”。老大哥掌权后开始盯着每一位过去和现在的反对者,人人都忙于举报、斗争、审查媒体。习近平天天在抓捕贪官,其实是以反贪为名清洗不忠于他个人的官员;川普处在民主制度下,贪官并不多,没有反贪的名义也是不断撤职反对他的官员。他依靠美国人对民主党的失望维持统治,撑到下一届选举应该也不成问题。因为美国自身已经面临太多挑战,而这位把美国变“强大”的商人总统却给了人们一个又一个画饼。 当全球化浪潮席卷各国时,极权与自由的价值体系被迫混在一起。在全球尚未实现普遍自由民主的阶段,价值观混杂的世界是危险的,因为经济随时可以改变政治版图。全球化推动市场开放,但也放大了不平等;加速人员流动,也加速文化冲突;在促进知识传播的同时,也促进极端意识形态渗透。政治正确、种族歧视、文化马克思主义开始把阶级压迫延伸至文化差异、性别身份了。世界变得更交错紧密,却也让人们的情绪、身份和焦虑更易被威权主义者操控,使民粹主义得以全面反扑。 当中国红色极权吸吮自由贸易的奶水,很快壮大成为世界霸权者时,民主国家的政治远见与人道主义价值观便失去尊严,成了极权者的“食客”。习近平似乎可以切断西方国家的科技原材料与重工业供应,使其成为中国的附庸国;普京也似乎可以让欧洲重回无石油、无天然气的黑暗年代。那些因全球化而造不出一粒药片、一只口罩的国家,好像只能成为一个又一个中国商贸的分公司。 正是在这一盘政治谋略全面溃败时,美国出现了这位毫无传统政治理念的地产商总统。他代表的是被遗忘的愤怒、被忽略的阶层——美国人在恐惧中投出票,他们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打倒敌人。当然这种民意不仅发生在独裁国家,也发生在民主国家。 但后果不是人人都明白:走向孤立主义和威权主义的美国将会衰败。剩下的,是欧洲民主自由国家能否从这艘即将到来的沉船事故中逃生,这才是关乎我们生死的事。 在习近平眼里,这个世界已成他的餐桌,共产党不仅要强大,还要用东升西降的“道德极权”来统治世界。也因此很多美国人包括厌恶习近平的华人便以为以恶制恶,只有强人总统才能击败习近平的野心。但我们看到川普总统第二次上台后首先撕裂了美国社会群体的能量,以前那种在总统带领下为美国的未来共同奋斗的团结精神荡然无存。 这便是全球化带来的巨大伤口:民主失去了自由,就可能会变成另一种形式的极权。民主的表象甚至还可以产生独裁,而独裁者扼杀民主的戏剧早已在俄罗斯和大量军政府国家上演,人们对美国未来走向的担心也日益明显,但戏总会落幕的。人类只有一条出路:觉醒和抵抗,为了给下一代一个安全的生活。 2025.11.20 作者马建为知名作家、独立中文笔会会长,现居英国   【转载请加上出处和链接:https://yibaochina.com/?p=257006】【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28.11.2025 02:31 👍 0 🔁 0 💬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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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舵 | 对民主政治的再思考 - 议报 前言 民主是当代的一尊新神,所有国家、包括最专制的国家在内,无不自称民主。这项事实既表明当代民主的胜利,表明民主让专制丧失了信誉,“专制”成了一个脏词;又表明当代民主的失败,表明民主的概念与实践混乱不堪,遂令专制者有隙可乘。 乔凡尼・萨托利(Giovanni·Sartori)在其名著《民主新论》(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Revisited )中开篇即言:“当今是一个民主观混乱的时代”。《民主新论》一问世即获得广泛赞誉,如罗伯特·达尔就说,“它在未来几十年里将一直保持清新与活力”(其实达尔晚年的左倾与萨托利并非同道)。萨托利自称这书花费了他十年心血,写作此书意在恢复“主流民主学说”——意思是,民主学说是有主流支流之分的,而这主流——如萨托利所言——曾被丢失了大半个世纪之久,取而代之的是左的、甚至是极左的、反自由的民主非主流学说,我称其为“民粹民主”。     萨托利和他的《民主新论》 《民主新论》于1987年出版,将近40年过去了,情况有所好转吗?太可悲了,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在日益恶化。美国当前的两党对立、社会撕裂,就是民主观混乱的恶果之一。 其实这种概念混乱不限于民主。广而言之,人类知识的三大门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的社会科学虽然名为科学,却并不符合科学规范,不符合托马斯・库恩所概括的成熟科学的“范式”paradigm(见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科学范式的起码要求是,概念定义一义且公认,而社会科学的几乎所有概念都多歧义且无公认。照此说,社会科学充其量不过是处在从前科学向成熟科学发展中的过渡期而已。 下面就以两种普遍流行的民主观为例,请读者诸君作一评断,看看我以上说法是否在夸大其词: 第一,民主/专制对立二分,这是众所公认的政治制度分类法,但它正确吗?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专制的对立面是民主吗?恕我断然回答说:不对,此说不正确。 那么,正确的答案是什么?由于民主的核心义是多数人的统治,因此,民主的对立面不是专制,而是一人统治、少数人统治和全体国民统治;而专制的对立面是个人自由,是人权保障,不是民主。由于自由与人权是一回事,而自由与人权要用法治和宪政来保障,所以,自由、人权、法治、宪政这四件事是一回事,为简便计,可以统称为“自由”。 一句话:专制的对立面是自由,不是民主(注:此处的“自由”意指英国传统的个人自由,亦即自由主义的自由或“自由秩序”,哈耶克称其为“把来自他人、尤其是来自政府的强制减低到最低限度”。而“人权”则是指,法治宪政国家宪法中的权利清单所列举(但不限于)的、每个人都必须享有的诸项自由权利。 第二,国家治理无非两大问题:谁统治(治理),如何统治(治理)。民主属于“谁统治”范畴,字面上是“人民的统治”,实践中是“少数服从多数”即多数人统治。众多民主派认为,只要是多数人统治就是好制度,就是好民主,而且,民主越完全彻底越好,范围越广越好,规模越大越好,限制越少越好——有一位因贪腐被判刑入狱的台湾民进党要人就公开宣称:“民主就是少数人要绝对服从多数人”。 同时,民主又被表述为“人民主权”,而“主权”的定义是“至高无上的、绝对的、不可分割的统治权”,人民主权“不可分割”,意味着民主不存在、或不应该存在分权制衡。——但问题来了:源于英美传统的、现代文明的政治制度,着眼点是“如何统治”,其核心原则是两个字:限权,即权力制衡,限制一切掌握权力的人手中的权力(包括政治权力、金钱权力、声望权力……等等)、使之不被滥用;而限权的制度设置是法治和宪政。 什么是法治和宪政? 法治是正义良法在统治,不是任何人(包括多数人)在统治,法治是人治的对立面。所谓“正义良法”,简言之,能够切实保障每个人的自由与人权的法律就是正义良法,否则就是非正义恶法。马克思称“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而这恰是非正义恶法的典型。 宪政是分权制衡的政治制度,用权力制约权力。政治权力必须分立、互相制约同时还能合作,绝对不可以集中在任何人(包括多数人)或任何群体、任何组织(包括政党)手中,绝对不可以不受约束——“权力导致腐化,绝对权力绝对腐化”,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铁律。换言之,宪政与任何一种主权都不相容。有法治宪政才可能有自由和人权保障,否则就是专制独裁。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实践上看,限权与主权、分权制衡与主权都是水火不容的对立面。 限权的目的是为了保障自由与人权,而“人民主权”不仅不涉及任何限权因素、而且反对限制多数人的权力,理所当然,民主(指纯民主)与自由、与人权是矛盾冲突的。专制的对立面是个人自由,是人权保障,是宪政和法治,不是民主。 恕我不嫌絮烦再次强调(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民主本身不包含哪怕是一个原子的限权因素在内,包含了限权因素的民主是自由民主,不是民主本身,不是纯民主。自由民主中的限权因素是其中的自由成分。 依照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类型学说,多数人统治的民主制、少数人统治的贵族制和一个人统治的君主制都属于“谁统治”的范畴,而区分自由宪政与专制独裁的是“如何统治”。谁统治与如何统治,国家治理的这两大范畴根本不是一回事,很不幸,却被几乎所有的西方人混为一谈。 而“如何统治”,即自由宪政还是专制独裁,才是国家治理的根本、要害、“本质”:只要“如何统治”的问题解决好了,“谁统治”都无关宏旨。然而,大多数关心民主、热爱民主的人们,他们的视野里都只有“谁统治”,没有“如何统治”。更常见的是,两者混为一谈,不加区分。举例说,去年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西莫格鲁在一次访谈中就断言,自由与民主不存在矛盾冲突。当代西方著名学者对于政治类型学说的理解还不及两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这可真是咄咄怪事。 试问:以上所述民主的深层次、根本性问题,大家对此都想过,都想清楚了吗?进而言之,西方民主国家的大多数人都想过,都想清楚了吗?据我了解,答案是:没有,根本没有。以这样一种认知水准,西方人在发展中国家推广民主,不失败才是不可思议的事,比如著名的“阿拉伯之春”演变为“阿拉伯之冬”(请参阅拙著《渐进民主论》)。更可怕的是,尽管一再失败,西方人至今也没有汲取教训,有所改进。 尤其严重、却迄今为止没有人提及的一个大问题,是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关联——恕我直言,是密切的、实质性的关联。简言之,没有法治宪政的约束、不受限制的极端民主(我称之为民粹民主)或“人民主权”,本质上就是一种专制;而由于它披着“民主”的华丽外衣,我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最有欺骗性、最有害、最难纠正的专制,即多数人的暴政。而“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不是货真价实的多数人暴政即多数穷人的暴政,又能是什么呢?多数人的权力如果不受法治宪政的约束,民主就成为极端民主,民主就变成了专制,比如文革中的“群众专政”就是典型的一例。又由于极端民主下的“多数人统治”实际上无法实施,它通常都会表现为无政府状态,所以,极端民主很容易演变成一人独裁,典型案例可见文革中毛泽东的一人独裁。多数暴政加一人独裁,群众专政加最高领袖专政,马克思加秦始皇,看似矛盾,其实不然,它恰恰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本质。文革的本质,一切专制政治的本质,一言以蔽之曰:对于现代文明国家治理的核心原则“限权”的无知与敌视。 被错误戴在民主先生头上的桂冠应该摘下来,戴到自由女士头上去。难道不应该是这样吗? 再次提请读者注意:现代文明国家治理的核心原则是限权,不是民主!这是英国人、而不是其他欧洲人对于人类文明最伟大的贡献(请参阅拙著《马克思为什么是错的》),也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圈区别于欧陆文化圈的最显著特征。非常不幸,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所受到的最深刻、最广泛的西方影响,恰恰是欧陆、是法国和德国,尤其是深信“德国头脑加法国心”是西方文明顶峰的马克思的影响,而不是英国的影响。(注:“德国头脑”是黑格尔哲学,“法国心”是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激进主义——马克思先生真是太倒霉了,这两者正是西方文明中最糟糕的东西!马克思终其一生,不但对英国法治宪政全然无视,而且嗤之以鼻、完全排斥。不妨说,这才是全部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中毒性最大、最带根本性的致命错误)。 有鉴于此,本文意图深究若干至关紧要的民主深层次、根本性问题,期望借此为中华民族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亦即全方位的现代化转型(详见拙著《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一 ) 民主ABC 当前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政治极端化和社会撕裂对立日益严重,几乎所有的政党都变得越来越戾气、不宽容、听不得不同意见,言论自由的尺度越来越狭窄、限制越来越多,非黑即白唯我正确、敌/我-正/邪-天使/恶魔对立二分的思维方式越来越占上风,而且——最令人忧心的——都是以“民主”的名义。 要想弄清这些问题的根由,毫无疑问,先要把“什么是民主”说清楚。概念和名词歧义纷繁,思想和言说必定混乱,行动当然事与愿违。如上述,社会科学的现状恰恰是,几乎每一个概念和名词,包括最基本、最核心、最重要的概念和名词都是多歧义的,“民主”也不例外。不妨说,当今民主实践的种种乱象,民主观混乱是总根源。如此混乱的民主观,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迄今还能大体上顺利运转,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当代西方人普遍把自由和民主混为一谈,再把自由民主简称为民主,似乎民主只此一家,由此造成的混乱极为严重,后果可以说是致命的。本文意在说明,现代文明的国家治理,其核心、要害、重中之重不是民主,而是两个字“限权”,是以法治和宪政限制政治权力,以切实保障每个人(注意:是每一个人,无人例外,决不可以是部分人、哪怕是绝大多数人)的个人自由和平等人权。显而易见,强调保障每个人的自由与人权的限权原则,是与阶级分析、阶级斗争学说,与任何一种身份政治,与多数决民主,等等,都是不相容的。 无论从概念上还是从实践中看,自由和民主不但不是一回事,而且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能彻底消除的永恒冲突。从现代文明的历史演进上看,很清楚,是“先自由、后民主”,亦即“先法治宪政、后民主”(详见后文)。这个自然顺序不能搞颠倒。从价值排序上看,应该是“自由居优,民主其次”,自由比民主更重要,更基本。 回看中国百余年的近代史,民主化遭受一再挫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没有认清这个极其重要的、堪称生死攸关的“第一原理”。仅举一例:抗战胜利后,由于当年的各界精英普遍不懂以上原理,把宪政与民主混为一谈,在宪政法治(加上其它前提条件)都没有基础时实行全民普选,不难预见,其结果一定是国民党大败、共产党得到多数选票,于是,国民党只能把共产党排除后去搞假民主、伪宪政,彻底丧失合法性。 概念是理论的基石,说清楚“什么是民主”、给民主下定义至关紧要。 但是,什么叫“定义”,如何定义?逻辑学里有明确阐释,不赘述,只简要提及一点:“属(或类)加种差”定义法是主要方法。 那么,“民主”的定义应该是什么? 依照属加种差定义法,民主属于“政治制度”(政体,政制)这个“类”或“属”;民主区别于其它政治制度的特殊性质(特征)是民主的“种差”。这个种差,词义上是“人民的统治”或“人民主权”,实际操作中是“多数人的权力”或“少数服从多数”。 然而,当代实践中的主流民主并不符合上述定义,它是自由民主即自由加民主。自由民主是自由与民主的杂交品种,不是纯种民主。因此,我们不能就此止步,必须深究下去。 我们首先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现状:与几乎所有的政治词汇一样,“民主”是个歧义纷繁的多义词。如上述,以托马斯·库恩的“范式”(paradigm)之有无作为划分“科学”和“前科学”的标准的话,各门社会科学可能除经济学之外都只能算是“前科学”——建立范式的核心要求之一是,每个基本概念都要有严格、单义、公认的定义,而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的现状却几乎是恰好相反。在这种不合理想的状态下,我们只能是: 第一,“要建大厦,先烧出好砖”,必须对自己使用的、词义不统一的基本概念给出尽可能清晰、严谨的定义;第二,“意义即用法(指习惯用法)”(维特根斯坦),这个定义应当尽量不超出习惯用法的范围,尽量避免生造概念,避免“横空出世,别出心裁”;第三,由于习惯用法是多义的,作者应明确说明自己在这多义中的取舍;第四,当作者所选择的习惯用法实在不够用时,说明作者自己的附加义。 依照上述定义规则,民主应该如何定义?笔者主张以工具主义的“方便应用”为原则,精炼出“民主”的三种主要涵义,其中的民主1可以简称为“实践民主”,民主2是“纯粹民主”,民主3是“理想民主”: 【民主1】  自由民主,当今西方国家实践中的、居主流地位的民主,它是自由+民主,是自由与民主的混合制度,是自由与民主的不和谐婚姻。自由民主中的“自由”是指英国传统的个人自由,哈耶克称之为“自由秩序”。它是个人自由与平等人权得到法治与宪政切实保障的民主。 把自由民主简称为“民主”是有严重误导性的,许多被置于“民主”名下的事项严谨地说实际上是自由。把自由民主国家简称为“自由国家”或许更便于理解和应用。 【民主2】  纯民主,即democracy“人民的统治”,也被称为“词义民主”“词源学民主”“本源民主”等等。它和民主1的关系是:它是“自由民主”混合制度当中的民主成分(同时,也就是共和主义混合制度当中的民主成分,详见后文)。古代希腊人是完全没有个人自由观念的,因此,从民主的“最初冠名礼”古代希腊城邦民主一路流传至今的democracy“人民的统治”是纯民主,不是、也不可能是自由民主。 这个“人民的统治”也经常被通俗表述为“人民主权”“人民当家作主”或“主权在民”。 “人民的统治”词义已经够复杂了,而其中的“人民”一词也是歧义纷繁(什么是“统治”就更麻烦,详见后文),但无论何时何地,“人民”都不是指称全体国民,参与“统治”即国家治理的“人民”一定是要排除一部分人的,比如,没有人会认为婴幼儿也应该参与“统治”。于是,具体应该排除什么人,就是一个永远争议不休的难题,从排除女人、排除奴隶、排除贵族以外的人,到排除不纳税的人、排除穷人、排除素质低下的人,……等等,都有人提议过,也都各有其理由。 选举是集体决策的一种,民主体现在集体决策的规则上,众所周知是“少数服从多数”,而当代在国家级层面上的民主选举,是指多数决全民普选,即“全民普选、一人一票投票然后少数服从多数”。同样,“全民普选”的“全民”也不是全体国民,是全体公民,排除了未成年人、精神病人和重罪刑事犯。 […]
27.11.2025 16:59 👍 0 🔁 0 💬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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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树庆 | 台海问题:中国民主党主张和平,民主,统一 - 议报 和平: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无论是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人,还是台湾的中华民国之人。兄弟间相嫌、相争、相害,只为外人的相乘、渔利创造了条件,为文明社会的世人所不耻。yibaochina.com 民主:民主是统一的政治大前提,只有民主的统一才是两岸人民的统一,是民心所向、民权保障、民利所益的文明统一,就像以前东西德的统一;专制的统一,只是统治者为满足自己野心的一统,除了让两岸人民去流血丧命,无关乎两岸人民的任何福祉。yibaochina.com 统一:统一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和平民主的统一有利于增扩两岸人民的自由、安全和发展空间。yibaochina.com 但在和平民主统一的条件成熟之前,维持现状最符合两岸人民的利益,既要防止废除中华民国的台独,也要禁止消灭中华民国的武统。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打压台湾的中华民国太狠,会逼迫台湾更多的人支持台独;台独活动太猛烈,会逼得大陆中共当局动武。yibaochina.com 当下该怎么办?yibaochina.com 从消极意义上讲,台海两岸,尤其是政府层面都要在日常的国内外政治活动中保持适度的克制,以免逼得对方铤而走险,让自己也没有回旋余地、没有退路;从积极意义上说,就是台海两岸政府与人民承认对方国体、政体现实,增强互谅互信,这方面强势的中国大陆尤其必须做出善意的表率。yibaochina.com 中国民主党关于《和平,民主,统一》,历史上有过多次这样的声明与表述,在两岸军备加剧、危机日显之际,我借此重申而已。我们也将一如既往为推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法治、捍卫人权而努力,防止两岸发生战争悲剧,努力为和平民主统一创造条件。yibaochina.com 2025年11月25日yibaochina.com 作者陈树庆先生是浙江民主党人,为呼吁中国的民主多次入狱yibaochina.com 【议报首发,转载时请务必在正文之前加上出处和链接:https://yibaochina.com/?p=256998】【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27.11.2025 16:11 👍 0 🔁 0 💬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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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没有子弹的战争已经开始 - 议报 作者:梁慕娴 这是第一场战役。 作为第一场战役的武器, 中共的谍战剧集“沉默的荣耀”不是无缘无故的娱乐版。 它有别于过往的战争电影, 记述的是国民党已退守台湾后以台湾为战场的历史, 是专门为统战渗透台湾而制作的精锐武器。 其内容经过修饰, 美化, 包装, 易于引人入胜, 有几个特点:  剧集非常真实细致地呈现地下秘密工作的技术和规范, 增加神秘感, 以吸引好奇的观众。 比如: <接组织关系的暗语, 暗号>, <黄钢怀表为认证身份信物 >, <拍摄微缩胶卷情报资 料>, <电报密码书本 “曾文正公集” > , <蜡板刻印油印刊物>, <用隐迹墨水撰写情报,阅者涂上药水才能显出字迹>, <神秘的东海情报小组>, < 通讯设施死信箱>, <联系同志前要甩尾巴>等等。 其中, 还介绍了 <横向联系的组织关系> ( 因吴石隶属中央华东局领导, 陈宝仓隶属中央华南局领导, 两人接上组织关系就是横向联系)。 可以说, 这个剧集是一本秘密工作训练课本, 专门隔岸为潜伏在台的中共地下党员上一堂特工课。  剧集一反常态, 没有慷慨激昂, 热血沸腾的情景。 烈士受刑枪决没有高喊共产党万岁, 相反, 很温情, 很有人情味。 全集用了很长的篇幅描绘吴石的家庭生活。 他呵护爱妻, 关怀子女, 爱家如己。 观看时观众会慢慢地忘记他是正在做着危害中华民国的共谍, 会视他为正人君子, […]
26.11.2025 04:29 👍 0 🔁 0 💬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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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尧 | 从返乡滞乡到荒野求生:中国社会空心化的宿命 - 议报 2025年,农业农村部罕见地发布《关于防止大规模返乡滞乡若干措施的通知》,这份文件以预防性干预的姿态,试图阻遏一股悄然成势的逆向人口流动浪潮。这并非简单的行政指令,而是对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性危机的紧急回应:当城市化进程在房地产金融断崖与青年失业顽疾的双重夹击下戛然而止时,曾经被虹吸至城市的劳动力开始以被动返乡的形式回流乡村。 通知中强调的“若干措施”——包括加强乡村基础设施投资、推广返乡创业补贴,以及强化城乡就业匹配机制——表面上看似务实,却暴露了决策层对这一现象的深层忧虑。它并非源于个体选择的自由,而是资本积累逻辑与城乡二元体制长期叠加的必然产物:农村空心化尚未痊愈,城市空心化已如潮水般涌现,进城与返乡这两条轨迹并非对立,而是同一场空心化进程的连续阶段。在这一宿命中,青年世代的佛系心态——不内卷、只躺平、无贷一身轻——以拒斥买房、买车、结婚、生子的决绝姿态,悄然酝酿成另一场无声的革命,挑战着整个现代化叙事的根基。 这份通知的出台,恰逢2023年至2025年房地产断供潮的巅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数据,2025年前三季度全国法拍房数量同比激增85%,一线城市核心学区房价格腰斩,曾经视房产为人生锚点的中产阶层神经被精准击溃。这场危机并非突发,而是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在中国语境下的扭曲延续。从1978年至2010年,中国精准复刻了刘易斯路径:以土地财政和劳动力商品化为引擎,国家主导的单向虹吸将农村剩余劳动力抽尽,直至刘易斯拐点到来。 然而,与原模型预期的“一体化”转型不同,中国未能实现城乡融合。户籍壁垒、土地集体所有制以及资本下乡的迟滞,导致农村在失去青壮年劳动力后,陷入贺雪峰所描述的“空心村”困境:人口空心、治理空心、产业空心、情感空心。留守乡村的“38-61-99部队”——即38岁以下的零星年轻人、61岁以上的高龄老人,以及99%的闲置土地——成为这一完成时状态的典型画像。虹吸动力衰减后,城市化率逼近65%的天花板,农村不再是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库,而是低成本生存的缓冲区。 返乡者并非携资本和技术凯旋的创业者,而是资不抵债、身心俱疲的城市失败者。他们返回乡村的唯一动机,是利用其作为“低成本死亡缓冲区”的功能:在免除房贷、车贷、物业费后,依靠老人养老金、低保、自种蔬菜与零星务工,实现生物学层面的存活。这可被视为托达罗迁移模型的逆向运转:当城市预期收入因失业风险和高生活成本急剧下降,而农村预期生存成本趋近零时,迁移方向必然反转。大量80后、90后进城一代在资产负债表崩塌后,被迫逃生。 这不是主动的“逆城市化”,而是被资本危机抛弃的被动退场。从马克思异化理论视角审视,这些返乡者经历了双重异化:在城市,他们被异化为房贷的附属物,劳动成果被房地产金融资本吸纳;返乡后,又沦为“多余的人”,其存在仅服务于社会稳定的最低需求,而丧失生产性意义。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与鲍曼的流动现代性在此交汇:在全球化和金融化双重风险下,个体被抛入永久不确定性,传统保障体系崩解后,空心化的农村成为最后的“风险缓冲垫”。 然而,返乡滞乡的浪潮中,最为激进的变奏并非80后、90后的被动回流,而是95后、00后青年世代的主动拒斥。这一群体以“佛系心态”自居,不内卷、只躺平、无贷一身轻,却将这一姿态推向极端: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不生小孩。这种拒斥并非消极逃避,而是对结构性压迫的最决绝反抗。它自嘲为“绝代天骄”——没有房贷的枷锁、没有车贷的负担、没有下一代的传承义务,从而实现一种彻底的自我解放。这不是简单的消费降级,而是对现代化生活脚本的系统性退出:拒绝买房,即拒绝成为房地产资本的终身债务奴隶;拒绝买车,即拒绝交通消费主义的无谓追逐;拒绝结婚与生育,即拒绝将下一代投入同一台抽血机器。 这种“四大皆空”的策略,与吉登斯的反思性现代化高度契合:在传统生命轨迹——上车、加杠杆、繁衍——彻底破产后,个体通过主动断裂实现反思。它与中国语境下的低欲望社会形成激进变种:日本的“草食男”源于物质饱和后的优雅退潮,而中国青年则在现代化尚未充分展开时,便被迫进入生存退行。日本年轻人不婚不育后,仍可倚靠完善的社会保障与父母遗产体面终老;中国“绝代天骄”一代却连遗产都无从寄望——80后父母的房产正面临法拍,只能以断子绝孙作为对制度的骄傲标签。这种自杀式反抗的逻辑尖锐而深刻:当制度无法提供安身立命的可能,最彻底的报复便是拒绝延续它,从而让抽血机器在无血可抽时自行停摆。这比一场瘟疫更致命,它颠覆了人口红利与消费驱动的增长神话,将个体自由置于集体叙事之上,迫使社会直面其内在的空洞。 这一拒斥策略的集体投射,最极端地体现在张家界七星山“骆驼杯”极限荒野求生挑战赛的爆火中。这场由张家界文旅部门与“老六荒野”团队联合主办的赛事,已连续三季成为2025年中国社会心理的显影镜。2025年第二季于10月9日启动,以“一把柴刀、无人区、49天无补给”的铁律,将100名选手投入极端环境,最终仅14人晋级决赛,直播最高同时在线1800万人,全网播放量突破121亿。第三季报名人数逾10万,中签率不足1%,冠军奖金提升至50万元,甚至吸引国际探险家贝尔·格里尔斯关注。 表面上看,这是一场文旅转型的流量豪赌,执行经费达500万元,七星山景区门票收入暴增;实则,它精准捕捉了青年对“系统崩盘后生存技能”的焦虑预演,成为空心化宿命的仪式性舞台。赛事中,95后女选手“冷美人”面不改色吞食蝗虫、雨中钻木取火,却在后期因体力透支晕倒退赛;90后“林北”在树上嚎叫返祖,囤积两吨柴火模拟过冬;“张老六”以祖传篾匠技艺建造带自动门的藤蔓庇护所。这些不是猎奇表演,而是对消费主义幻灭的公开处决:选手主动放弃手机、超市、医药,用身体实践“无贷一身轻”的极致版本,验证在荒野中即使一无所有,也能活得比城市房贷奴隶更轻松自在。 张家界赛事爆火的深层社会原因,可归纳为四个相互嵌套的维度,这些维度如层层嵌套的牢笼,全面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腐朽。第一维度是生存技能的补偿性囤积与末日预演。在2025年中国,16-24岁青年失业率长期维持在18%以上,实际体感远超此数——就业内卷、岗位停滞、工资倒挂,已让城市中产叙事彻底崩塌。年轻人清醒认识到:房贷一断,便须返乡,而返乡后的空心村已无产业可依,唯一剩余的比较优势,便是极端环境下的原始生存能力。张家界赛事因此异化为全国规模的“末日生存训练营”:林北的返祖嚎叫并非疯癫,而是对潜在整体性退化的本能响应——当全球风险社会将不确定性制造为常态,贝克理论中的“人为制造的风险”已渗透日常生活,青年必须提前储备捕鱼、辨毒、筑棚的技能,以防明天就沦为“多余的人”。 这一维度的讽喻在于,它揭露了教育与就业体系的彻底破产:大学文凭本应是通往未来的阶梯,如今却成了末日手册的序言。年轻人报名荒野求生,不是寻求刺激,而是被迫承认现代化承诺的虚假——它许诺繁荣,却交付废墟;许诺保障,却遗弃个体于原始丛林。这不是个人选择,而是制度性背叛的集体自救,嵌套进更深的绝望:若连生存技能都须自学,何谈社会进步? 第二维度是对现代性生活脚本的仪式性处决。这一维度嵌套于第一维度的技能储备之上,将抽象焦虑转化为身体实践:选手在荒野中主动剥离一切便利,执行“没有房贷、没有车贷、没有下一代”的终极脚本。这是一种公开的、仪式化的处决——冷美人吞蝗虫时,不是在表演韧性,而是在用饥饿鞭挞消费主义的幽灵:那些在城市996还贷的同龄人,正为月供而喘息,她却证明,女人也能在无援环境中独活,奖金20万不过是附赠的讽刺。林北的树上过冬、张老六的藤蔓豪宅,则是返祖的极端隐喻:它们嘲讽了都市的钢筋水泥牢笼,揭示现代性本就是一场精心包装的奴役。 鲍曼的流动现代性理论在此被颠覆——流动性本应解放个体,却在中国语境下蜕变为债务的永动链;荒野求生则逆转这一链条,让青年以49天饥饿作为对脚本的宣判死刑。这一维度的深刻尖锐性在于,它暴露了性别与阶层的双重压迫:冷美人的退赛引发网友感慨“她已赢了,至少证明女人也能活”,这不是赞美,而是对生育惩罚的控诉——在高房价与职场歧视下,生育等同于自杀,荒野成为女性重获主体性的临时庇护所。嵌套效应在此显现:技能囤积(第一维度)服务于处决仪式(第二维度),共同铸就一种伪自由——青年看似反抗,实则在制度缺席中自生自灭,现代化退化为原始退行。 第三维度是集体创伤的肾上腺素景观化。这一维度进一步嵌套前两者,将个体绝望放大为全民狂欢:121亿播放量并非流量奇迹,而是社会创伤的集体暴露。在贝克风险社会框架下,2025年中国青年已内化“manufactured uncertainty”——房地产金融炸弹、就业内卷、生育惩罚,这些人为风险如病毒般蔓延。张家界赛事提供安全距离的窥视窗口:观众观看“冷美人”吃蝗虫,不是猎奇,而是进行全国规模的生存压力测试——如果明天断供、失业、系统崩盘,我能否像林北那样嚎叫返祖? 这是一种肾上腺素驱动的心理演练,鲍曼所言的“刺激景观”在此被算法放大:短视频平台推送高刺激片段,将原子化愤怒转化为被动消费。尖锐之处在于,这一景观化机制精准收编了创伤:第三季10万报名者中,多为失业青年,他们赌上生命验证“饿死事小、失贞事大”的传统伦理已失效,却不知这正是规训社会的胜利——福柯的数字监控通过点赞与转发,将潜在集体行动扼杀为个体竞赛。嵌套于前维度的技能与仪式,这一景观化将荒野求生从自救异化为 voyeurism 的盛宴:青年在丛林中流血,观众在屏幕前解压,社会则以“幸存者偏差”名义,继续回避结构性改革。结果是双重异化:创伤未愈,反成娱乐资本的燃料,空心化从乡村蔓延至心理内核。 第四维度是文旅资本与绝望的完美共谋。这一维度作为外层嵌套,吞噬前三维度的所有能量,将社会绝望转化为可变现的流量密码:赛事表面是张家界文旅转型的成功——景区门票暴增、选手涨粉20万获赞助——实则暴露资本对空心化的最新收编形态。张老六的篾匠庇护所本是生存智慧,却被包装为“祖传豪宅”IP,售卖周边;冷美人的蝗虫时刻,成为减肥教程的代言。这不是胜利者的奖赏,而是系统对“极限生存”的精准利用:你以为在反抗房贷奴役,其实已成更廉价的流量奴隶。 这一共谋揭露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终极悖论——文旅本应疗愈空心,却加速其传播:七星山从无人区变流量黑洞,荒野求生从预演退路,蜕变为消费主义的新变种。嵌套效应在此达巅峰:技能囤积服务处决仪式,仪式景观化绝望,共谋则将一切货币化,形成闭环牢笼。青年报名第三季,不是寻求解放,而是默认“极限生存”将成为主流——奖金50万元不过是诱饵,引诱他们将个人创伤献祭于算法神坛。福柯的规训在此升级为资本的微观权力:涂尔干的失范状态被消费化,愤怒导向刷视频、学300元活法,而非集体暴动。陈胜吴广的时代是“无路可走才造反”;今日则是“有荒野退路,所以永不造反”。 张家界荒野求生的四个维度相互嵌套,如一张精密的蛛网,捕捉并放大空心化的宿命:从技能补偿到资本共谋,每一层都深化了青年佛系心态的革命性,以断子绝孙与原始返祖作为对抽血机器的终极反击。这场革命无声却深刻,它不诉诸街头,而是渗透日常生活:当林北在树上嚎叫,冷美人吞蝗虫时,他们不是在娱乐观众,而是在预言社会的退化终章。 从农村空心化到城市空心化,再到返乡滞乡与荒野预演,中国正完成一场史无前例的整体性退化。大卫·哈维的空间修复理论在此适用:房地产作为资本最后疆域崩塌后,整个发展模式陷入危机,而中国情形更严峻——缺乏福利国家建设,资本榨干城乡后,只能让被抽干者退回废墟等死。 当最后一批90后、00后或被动断供返乡,或主动“绝代天骄”,或报名荒野求生验证末日时,现代化叙事以最讽刺方式终结: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全面空心化。进城是第一幕的幻灭,返乡是第二幕的逃生,青年拒斥与极限预演则是第三幕的决绝退出。 这不是悲剧,而是现有模式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必然逻辑:当社会未建安身立命的制度基础,只筑永动抽血机器时,空心化便是其唯一的归宿。农业农村部的通知、张家界的柴刀,皆是这一宿命的注脚—— 它提醒我们,革命或已在荒野中悄然点燃,只待一缕火种,焚烧整个空壳。 2025-11-23 长沙 【议报首发,转载时请务必在正文之前加上出处和链接:https://yibaochina.com/?p=256989】【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24.11.2025 15:07 👍 0 🔁 0 💬 0 📌 0